本月15日,明年最低时薪以16.4%这一史上最高涨幅被定为7530韩元,市场上随即爆发出“小工商业者和小微企业都要活不下去了”的声音。于是政府拿出了一张力图消除担忧的王牌:超出最近四年涨幅(7.4%)的人工费用增加部分由政府直接补贴。为此宣布将投入高达3万亿韩元的财政资金。共同民主党一位人士评价称,这是“史上首次的破格支援措施”。实际上,海外发达国家在最低工资大幅上调时也有过税额抵扣等税制支援的先例,却找不到直接补贴人工费用的例子。该党人士是以积极含义使用“史上首次”一词,但专家们警告,人工费补贴的决定将带来前所未见的冲击波。以下梳理通过财政补贴最低工资人工费用的问题所在。
①每年数万亿韩元的“吞税巨兽”显而易见=最低工资直接补偿对策最受批评之处在于,一旦开始便难以回头,由此每年都要撒出数万亿韩元血汗税款。政府的立场是先补贴明年,之后再看形势,但2019年、2020年涨幅预计不逊于今年,届时没有理由不进行人工费补贴。首尔市立大学经营学部教授尹昌贤指出:“2020年以后即便最低工资涨幅降低,如果受补贴的企业说‘断了补贴就得关门,请继续补贴’,该怎么办?”他还指出:“最终只会导致国民血汗税款持续外流。”
最低工资补贴很可能成为长期牵制政府的坏先例。在文在寅政府之后,遇到最低工资大幅上涨,或因意外事态导致市场工资暴涨时,都可能援引本次补贴先例,提出“政府应投入财政”的要求。延世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成太胤讽刺道:“全球范围内怎么会没有过直接补贴最低工资等工资的尝试呢?”“正是因为知道这种副作用。”
②耗费数万亿韩元血汗钱,却未取得社会共识=据称最低工资人工费补贴对策由民主党主导推进。管理国库的韩国企划财政部起初面露难色,据悉在最后阶段才予以接受。问题是,耗费数万亿韩元税款的补贴事业在没有社会协商的情况下就被决定。这与基础年金制度的引入和上调、儿童津贴的新设等同等财源规模的事业经过或正在经过长期社会讨论形成对比。“程序正当性”争议在所难免。而且,受最低工资补贴之惠的劳动者中相当一部分并非贫困家庭。据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数据,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劳动者中,属于收入后20%家庭的比例仅为31.3%。相反,属于收入前40%家庭的比例高达24.0%。“向中产以上家庭补贴数万亿韩元财政是否妥当”本是需要讨论的事项,但社会协商过程被省略,讨论也就没有机会展开。
③担忧工资干预扭曲自营业市场=最低工资人工费补贴对象预计大部分将是小微自营业者。然而自营业市场已经饱和。去年新创业的自营业者为122万6443人,创2002年以来最高纪录。还有统计显示,上月自营业者总数为568万1000人,占全体就业者的21.2%。此外,超过400万亿韩元的自营业者贷款也是韩国经济的主要风险。正因如此,政府一直把自营业市场的质量结构调整强调为重要课题。但有人指出,如果通过此次最低工资补贴形成政府养活困难自营业者的格局,边际企业的自然退出和结构调整将更加遥远。最终,政府的工资干预将带来扭曲市场的结果。同样,也有批评认为,最低工资补贴措施正面违背了“连最低工资都无法支付的边际企业自然被市场淘汰”这一最低工资制度的初衷。
④没有制度改善,企业痛苦缓解不足=在韩国,姑且不论最低工资的高涨幅,制度本身落后、加重企业负担的批评一直不断。最典型的是最低工资计入范围过窄。在韩国,判断企业是否遵守最低工资时,只将“基本工资”计入最低工资。对于向劳动者每月支付基本工资120万韩元、奖金及津贴等100万韩元的企业,若只计基本工资则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会被认定为违法。相反,大多数发达国家把奖金等全部计入最低工资。财界在本次最低工资决定过程中要求扩大最低工资计入范围等制度改善,但完全未被采纳。对最低工资涨幅不断介入的政府,在制度改善上却以“属最低工资委员会职权”为由袖手旁观。这正是尽管有人工费补贴这根“胡萝卜”,综合来看仍被批评企业负担缓解不足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