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劳工界发起了社会性总罢工,要求速战速决解决劳动领域的当务之急,向文在寅政府施压。担忧也不小。即便打出本垒打、踢进球,过度的庆祝动作也会招人皱眉。经营界如今满心忌惮,小工商户的心情也相当复杂。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慎重。一旦不慎失去国民的支持,即使是立志矫正“倾斜球场”式劳动格局的文在寅政府,也只能束手无策。有趣的是,比声势浩大的社会性总罢工更打动人心的,是某所小学的家长通知书。内容大致如下。
“本次社会性总罢工,我校的教育实务人员将参加。学校图书馆开放,但不提供借阅服务,咨询室也不运营。”尽管学校职员要参加总罢工,文字却平静得很。“供餐室的厨师们不参与罢工,因此供餐将照常提供。”作为校长,安心的神色显而易见。随后是一番叮嘱:“大家可能会暂时感到不便,但希望不要仅仅将其视为‘不便’,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契机,去思考这是在守护共同生活的某个人的权利,最终也是为了‘我们’。”
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在德国那段窘迫的记忆。因为行程,我清早匆匆赶往地铁站,但地铁毫无消息,心里焦急。等了好久才上车,又要再等好久才发车。那时我才知道地铁正在举行劳资争议行动。我因落空而恼躁,但市民们的表情却不同:他们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读着报纸或谈笑风生,与充满活力的清晨上班路景象别无二致。
有人一提“劳动”二字就缩起身子,至今仍有许多人连“罢工”这个词都觉得别扭。它名义上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基本权利之中,还有比劳动三权更让人感到陌生和遥远的吗?这是件羞耻的事。我们该与劳动三权熟络起来,至少要能平静地接受它。那才是真正发达国家国民的姿态。这不只是要叮嘱国民的事,劳资双方自身应先行改变。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暴力和威胁都不能被正当化,罢工期间也一样。无论多么紧迫,破坏工会的行为或不当劳动行为都不该被容忍。那是明确的犯罪行为,是动摇宪法的违法行为,不是“得过且过”就能敷衍过去的事,更不是虽然不便却必须忍受的事。即便全体国民闹得沸沸扬扬,也应予以谴责和制裁。若有人认为在争议行动中打碎几块工厂玻璃算什么大事,那是大错特错。也绝不能因公司经营困难就厌恶工会、要求会员退会。像现在这样放任险恶的争议现场和充满敌意的劳资关系,却指望获得国民支持,是不知羞耻的。
近来,汽车和造船产业据说正处于严重危机,这意味着无数劳动者及其家庭陷入不安。在此之际,连劳资关系也在冻结,不惜罢工的态势已现。虽令人遗憾,但也无需大惊小怪。如果双方都是“依法”行使劳动权、“依法”守护经营权,那既无法阻止,也没有阻止的理由,应平静地接受。只有一个希望:即便要争斗,也请劳资双方不要忘记彼此是“命运共同体”。希望能让国民感受到,这是基于“同僚之情”而非彼此“敌意”的罢工。唯有如此,正如某位总统候选人所言,劳动才能挺直腰杆。难道要一直停留在劳动三权看似基本权利、又不像基本权利的世界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