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议题。美国、日本、欧盟(EU)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正全力推进个人信息政策创新。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云端大数据成为人工智能的粮食、从而优化世界的革命。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就会饿肚子,第四次工业革命就会落空。大数据的大部分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应受保护,但过度保护会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壁垒。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政策的最前线。
在过去的政权中,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等政府机构曾无限滥用个人信息、践踏市民人权。作为其反作用,人权团体转而要求对个人信息给予过度保护。结果,当前大韩民国云端大数据流量在互联网流量中的占比仅停留在1%左右,显著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86%。受此影响,众多初创企业为规避监管而迁往海外。
个人信息的开放会引发人权问题,而保护则会妨碍第四次工业革命。个人信息政策并非绝对开放与绝对保护这种极端问题,而是成本与收益问题。引入初期反对声强烈的闭路电视(CCTV)便是典型例子。面部是市民最敏感的个人信息,但在社会形成了城市安全的收益大于个人侵害成本的共识后,CCTV在不断增加。如今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个人信息利用的价值正呈几何级数增长。这正是过去的个人信息利用标准必须重新确立的原因。
个人信息大致可分为非识别化个人信息和识别化个人信息。我的汽车行驶记录是个人信息。但在删除关于我本人的信息、成为非识别化个人信息的状态下,这些行驶记录汇集起来就成为城市交通的大数据,成为化解交通问题的素材。现在让我们为非识别与识别个人信息谋求简单而灵活的替代方案。
非识别化个人信息对城市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例如非识别健康记录将促进保险公司疾病保险等新型保险产品的开发,为超高龄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但问题在于非识别化的标准不明确。因为将若干非识别个人信息重新组合而推导出个人信息的可能性太多。永久性的非识别化或许是不可能的要求。因此,即便保守的日本也已重新定义为:如果通过简单比对无法辨认出个人,即满足非识别化。
现在建议以“通过简单比对无法识别个人”的概念来处理非识别化标准。并且对通过重新组合再识别个人的行为,按与收集该个人信息相同的概念处理,施以惩罚性制裁。这是从复杂的非识别化事前监管转向对再识别行为的简单事后惩罚的opt out概念。以这两个简单概念,就可以化解横跨现有多部法律的复杂事前监管的不确定性。
其次,对于识别化个人信息,建议转向承认个人综合权限的简单制度。把存放在信用卡公司或门户网站等特定企业的个人信息的所有权和转移权归还给个人。对收集方式的规制也交由个人选择。政府为保护个人而设的各种规制,其结果不正是因大企业信息垄断而导致的产业竞争力不对称吗?通过个人信息的利用,面向个人的定制化服务将成为可能。
此外,还应提出阻止人权团体所担忧的公权力侵害人权的特别措施。例如,对国家情报院滥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应以严惩一例以警示众人的方式制度化。这也是取消国家情报院国内部门的目的。
我想就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提出三个议题:非识别化标准的简化、对再识别行为的惩罚以及排除公权力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