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总统在双边与多边外交舞台上紧锣密鼓地完成了首次登场。就朝鲜半岛问题提出通过对话解决的方案与主导性解决原则,并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从这一点看是成功的。这其中,韩国民主主义的活力、总统个人的领导风格、细致的公共外交也发挥了作用。不过,想必也再次确认了围绕朝鲜半岛的安保环境比预想的更为严峻。
首先,朝鲜半岛的格局正在重新洗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把朝核问题列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不会从“中国式解法”上后退。俄罗斯也带着阶段性解决方案介入朝鲜半岛问题,日本则在提高与美国的政策同步率。另一方面,朝鲜发射出人意料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意在提醒核问题取决于朝美关系。所有这些交织运作,解决难度上升,前景也因此更加不明朗。
第二,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深度交织。韩美两国元首将既有同盟发展为“伟大的”同盟。并且通过韩美日首脑会谈,罕见地发表了旨在地区安保合作的三国共同声明,刺激了中国的敏感点。中国不甘落后,与俄罗斯一同发表共同声明称“反对域外势力以朝核与导弹为借口在东北亚地区强化军事部署”,在韩中、美中首脑会谈中也表明反对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态度强硬。韩美与韩中关系互为彼此的矛与镜,使搭便车外交与均衡外交都变得困难。
第三,面对的是宣布为核拥有国的金正恩政权。朝鲜不再停留于以核威胁国际社会的“悬崖战术”,而是准备以具备二次打击能力的相互确保摧毁(MAD)战略为基础,尝试进行核裁军谈判。如此一来,通过冻结朝鲜核与导弹推动无核化谈判的动力将逐渐减弱。更何况,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强度提高,朝鲜仍实现了虽有限但为正值的经济增长,并通过《劳动新闻》将文总统的举动定性为“对美屈从外交”,划出界线。也有观点认为应通过“最大限度的压迫”把朝鲜请到对话桌前,但占朝鲜贸易90%、供应其大部分原油的中国并未感到足够的外交诱因。
第四,在国内也被赋予了新的外交使命。烛光政治形成的政治要求如何与对外政策相衔接,如何在减少外交政策沉没成本(sunk cost)的同时摆脱陈旧官僚文化的惯性,如何分离又结合国际法与国民情感,“思考不可思考之事的外交”文化运作得有多高效——这些新问题也在考虑范围之内。在没有过渡委员会的情况下起步的新政府,暂时选择了不脱离既有轨道的安全方向。保守在野党对海外出访成果评价较为宽厚,原因也在此。
然而,关于朝鲜半岛安保环境的高次方程式,从现在起就必须求解。首先是如何确立8月将迎来建交25周年的韩中关系。因为尽管在朝核问题的总论上可以达成一致,但萨德问题上战略利益相冲突,且牵涉到今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前习主席的外交面子,难以期待轻易妥协。目前选择的政策是,在对萨德部署地区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期间,通过在南北关系上的大胆突破来降低萨德部署的敏感度。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或可成为分水岭。但问题在于是否拥有韩中关系并未被困于韩美同盟框架之中的愿景,若有,又该如何向中国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