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10时40分,中国北京市郊外的卢沟桥。* 几声枪响在黑暗中传来。当时中日两军的紧张气氛正在升高。因为日军一个大队的兵力未与中方事先协商,自6日起就在卢沟桥东北的荒地上进行包含实弹射击的训练。日军中队长急忙集合士兵,却有一名二等兵没有出现。未经核实,一份荒谬的报告被递了上去:“中国军在卢沟桥小规模先发攻击,我军士兵1人失踪。”
日军展开搜寻失踪士兵,却找不到。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失踪的士兵早已归队。那名因腹泻离队20分钟后归队的二等兵在内的全中队官兵,在黑暗中白费了两个小时。中队长害怕被追究,直到很晚才向上级报告士兵已经找到。经大队长转报而接到“中国军攻击与士兵失踪报告”的联队长,下令在与中方交涉的同时准备战斗。在日本要求下举行的深夜会议一开始,中方便着手搜寻失踪的日军士兵。
根本不存在的日军失踪者当然找不到。日军故意迟迟才把失踪士兵已归队的事实告知中方,并强行无理取闹。日军主张“失踪士兵已经回来,因此有必要调查失踪与枪声的原因,我们要搜查你方地区”,中方则反驳“我们没有听到枪声,失踪原因只要问那名士兵即可”。到此时为止,可疑的枪声与失踪风波似乎会以一场小插曲收场。然而8日凌晨4时50分,日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军也予以还击,但卢沟桥被夺走。持续三天的卢沟桥事件(在中国通称七七事变)的损失并不明确。双方伤亡以中国军80余人、日军数十人为通说,但中国、日本与西方的记录各不相同。
明确的事实是卢沟桥事件的后续冲击极大。在战斗停止状态下进行的停战交涉中,日军提出了三项条件:肃清北京市内的反日团体、国民党承担事件全部责任、中国军高级将领道歉。围绕这些停战条件在当地展开谈判的同时,日本却在描绘扩大战线这幅更大的图景。日本把卢沟桥事件定性为“中国有计划的攻击”,派出了朝鲜军与关东军。日本陆军指挥部对约6000余人的中国驻屯军夸口称“只要增派3个师团,三个月内就能完全占领中国”。
中国也正面迎战。此前对日本表现出绥靖姿态、甚至被攻击为“亲日”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这一次也不同了。7月12日,蒋介石在江西省庐山召集中国主要人士150余人,商讨对策五天后发表了“庐山谈话”:“为了国家的生存,必须以全民族的生命相赌。……中国人只有彻底牺牲、彻底抗战。”蒋介石选择对日一战的决心传遍世界。近来有主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点应从德国闪击波兰的1939年9月,提前到卢沟桥事件爆发的1937年7月。当然,这是会强烈反映中国立场的主张。
日本与中国都不回避全面战争,各有其原因。首先,日本抱有两点不满。它夺取满洲地区建立了傀儡满洲国,但欲望仍未满足。它煽动华北地方的军阀不断制造骚乱,也源自至少要完全掌控中国北部的贪念。其意图是修建连接满洲与中国北部的巨大军事基地,以对抗苏联。经济原因也成为对华全面战争的因素。据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史)加藤阳子的著作《近代日本的战争逻辑》,自满洲事变(1931年,由日军自导自演的遇袭事件引发)以来,日本对一路减少的对华贸易极为不满。从推进重化学工业化的立场出发,它有必要把中国拉入日本的经济圈。
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只要日本的市场侵夺与军事侵略持续下去,富国强兵从根本上就难以实现。恰好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与共产军停止内斗、共同应对日本侵夺,中国民众对此期待很高,这也促使蒋介石决心对日全面开战。蒋介石自己也并非毫无一战之力的自信,因为中国军已不是从前的中国军。据国防大学教授奇世灿所著《中日战争与中国的对日军事战略》,中日战争前夕两国陆军兵力为200万人对38万人;海军方面为120艘、总排水量6.8万吨对285艘、总排水量115万吨,日本占据压倒性优势。空军也是600余架对1600余架,差距很大。
一般评价认为中国只是兵员数量多,武装与训练则较差,但蒋介石内心相信,包括德式师在内得到增强的国民党军战力也不可小视。与希特勒的德国进行军事合作、把30个师改编成德国陆军式样的计划虽未完成,仅有8个师完成编制与装备补给,但仍远强于此前的中国军战力。只是补给不足而已,单兵武器、轻机枪与迫击炮的性能反而是中国军领先日军。仿制德国Gew 88步枪的汉阳造步枪与kar98k许可生产型的中正式步枪,都优于日军的38式步枪。
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过程中积累了战斗经验,也配备了新型装备。他有一种自信: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仍增加国防投入,自行生产捷克式轻机枪与法式迫击炮等,并在5家飞机制造厂制造国产飞机。当然,即便在中国军内部也有评价认为,日军1个师团的战斗力至少相当于中国军4个师以上,但士气与实力比过去有所提升是事实。战斗经验丰富、擅长游击战的红军(共产军)也被编入国民党军第八路军,中国军的战力比过去更强。
然而揭开盖子后的结果,与预期有一半不符。日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压倒中国军,8月29日占领北京,次日占领天津。河北地方也被日军席卷。但中国军取得了一半的成功。包括德式师在内的国防投入,在8月中旬起持续两个月的上海攻防战中显示了威力。日本接连投入新兵力,并以海军舰艇无差别的舰炮射击狂轰,最终背负巨大人员损失才勉强进入上海。1937年12月占领南京的日军,把进攻迟滞的怨气发泄到无辜平民身上。屠杀男女老少30万人、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战争的疯狂中发生。
日军如其夸口那样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城市,但那是一个巨大的泥潭。正如蒋介石所言,没有结束之前一切都没有结束。蒋介石对日军“让出空间,换取时间”,进入了长期持久战。日军累计动员410万人次,仍无法从中国的泥沼中脱身。加之日本侵略中国引来美国的经济报复,处境更加窘迫。中国军方面,国民党军与八路军时而取得大捷,鼓舞了中国人的抵抗意识。
美国起初以对日经济压迫的方式支援中国,1941年12月遭珍珠港偷袭后则积极援助中国。中国也受益于美国作为“兵器制造厂”向全世界同盟国提供武器、军需品与粮食的《租借法案》。在约484亿美元(以非熟练工工资上涨为基准折算,约相当于今天的1万4600亿美元)中,中国获得了继英国、苏联、自由法国之后居第四位的16亿2700万美元(约相当于今天的490亿美元)规模的武器与物资援助。国民党军队的牺牲也很大。据军事专栏作家权成旭的力作《中日战争——龙,折断武士刀》,八年战争中国民党军仅少将以上高级将领就损失206人(相反,八路军损失的只有参谋长1人和团长5人)。
在中日战争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中国国民同样承受了巨大痛苦。人员伤亡自不必说:中国军阵亡320万人、受伤159万7000余人,平民伤亡及难民达1700万人。民众的生计也不堪言。在军需品优先补给原则下,人们饱受骇人的通货膨胀之苦。1937年能买两头牛的100元,1939年只能买一头猪,1941年一袋面粉,1943年一只鸡,1945年两个鸡蛋,1947年一块煤球,1949年只剩一张卫生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以51个会员国成立的联合国(UN)安全理事会中,中国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获得第四位的持股地位、被承认为常任理事国,也正是因为这些牺牲与功劳得到承认。当然,最终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是美国,但即便没有太平洋战争,日本能够统治中国吗?如果中国没有牵制住日军的一半兵力,局势与战况将如何演变,无人知晓。迫使中国付出巨大牺牲的中日战争的导火索——卢沟桥事件,可以说是决定延续至今的战后秩序的分岔点之一。
在迎来卢沟桥事件爆发80周年的今天,当事者的位置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影响力日益增强。在中日战争中付出105万5000余人阵亡、117万2200余人受伤而战败的日本也已复苏。或许两者什么都没有改变。强调“为人类共生发展,应摆脱民族这种狭隘”的日本世界级文艺批评家兼思想家柄谷行人(72岁)就直指日本的狭隘性。柄谷行人在2013年接受京乡新闻采访时如此说道:“在脱核电运动和反美军基地运动激化的时期,谋求转换局面的日本政府宣布尖阁列岛国有化。那一天正是2012年7月7日。这是故意刺激对方,结果也果真如此。”意即配合卢沟桥事件75周年而进行挑衅。
也有改变的地方。中国对待中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态度似像有所变化。曾强辩“在中日战争中承担了与日军作战的90%”的中国,从几年前开始也部分承认国民党军的功劳。在纪念中日战争胜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上,老兵方队中也包含了国民党出身者。这看来是超越意识形态、能够代表中国的自信之体现。看着中国,我们想到自己。对曾为中日战争作出贡献的朝鲜独立运动家,我们是否好好记住了?如果说应当找回因被视为左翼独立运动家而被刻意遗忘的朝鲜独立运动家及其部队,至今仍会受到怀疑的目光。似乎只有朝鲜半岛的时钟与日本人的狭隘没有改变。令人苦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