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侦探(民间调查业)”,是指受具有正当利害关系的人委托,就特定事项查明事实关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收集相关资料或信息后提供给委托人的服务业。也就是说,在警察权力难以触及的民事问题,或公权力介入空间有限、服务质量相对较低的领域,收集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线索。
当年幼的子女说“我长大想当侦探”时,我们会怎么回答呢?大概只会说“不行,侦探只能在电影里看到”,或者解释说“我国因担心侵犯隐私而禁止侦探”。然而,被认为最重视隐私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已把侦探作为“谋求生活便利的手段”职业化。它们并未止步于此,还通过以侦探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漫画等侦探文化的繁荣扩散附加价值。我国自1911年7月朝鲜总督府制定“信用告知业取缔规则”开始,已连续106年以法律禁止侦探业(现由“CREDIT INFORMATION USE AND PROTECTION ACT”禁止)。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5个成员国中,除韩国以外的34个国家,平均每100万人口有320名民间调查员作为专业职业人士活动。这意味着在如首尔这样规模的地区会有3200名公认侦探。特别是将侦探业实行申报制的日本,按人口比例登记的私家侦探最多,达6万余人,他们每年受理案件达250万件,相当于每名侦探每月处理4件以上。然而据说“因为侦探导致隐私不便、无法生活”的抱怨却极为罕见。
大韩律师协会自第17届国会以来一直以“侦探极有可能侵犯隐私”为由反对侦探获得公认资格,但事实上能够约束侦探越界行为的法律与制度手段不止一两种。首先,若制定公认侦探法,就有了对侦探进行教育、淘汰等直接监督的依据;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通信网法、通信秘密保护法、位置信息保护法等20多部具有制约侦探活动功能的单行法也已存在。若在制定侦探法(民间调查业法)的同时,围绕极可能违反单行法的行为强化指导与监督,窥探隐私或采取非法手段的侦探连一个月都难以维持。
政府每次宣传重要政策时都强调“需要全球化思维”或拿出“OECD标准”,唯独在侦探业上在OECD队列中孤零零地落后。这并不是说外国做我们也要做。应正视日益增长的侦探需求是民生的一个侧面。笔者确信,文在寅总统提出的“引入公认侦探制度”承诺,是能够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开辟2万余个新岗位和2万亿韩元规模市场的“非常好的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