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一。19世纪中叶,法国在讨论修建巴黎—马德里铁路线时,出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提案。一位议员主张在波尔多地区把铁轨切断、留出一个缺口。理由是,旅客与货物在换乘、转运过程中,波尔多地区的船工、运输业者和旅馆会迎来繁荣,最终也有利于国民经济。这个基于地方利己主义的贪婪提案,遭到了某人的辛辣攻击。
“如果波尔多有权通过切断铁轨获利,而且这种利益还能归于全体国民,那么法国所有城市乃至其间的每一个地点,都有权以国民利益之名要求在铁路上留出缺口。缺口越多,装卸、运输和仓储收入不就越多吗?若真如此,我们最终将拥有一条只由‘缺口’构成的铁路,即没有轨道的铁路(negative railway)。”切断铁路的争论随即烟消云散。
插曲二。法国议会为保护国内产业而通过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的法律修正案后不久,有人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尊敬的各位议员。我们正因一个强大的外部竞争者而饱受痛苦。它的价格低到我们根本无法竞争,令我们生不如死。这位外部竞争者的名字就是太阳。恳请诸位制定一部法律,要求白天关闭所有窗户、拉上窗帘。若能切断通往自然光即太阳的通道,人造光的需求就会增加。如此一来,我们法国的蜡烛制造商将获益,生产蜡烛原料动物油脂的畜牧业也会发展,牛羊将更多。乳制品和肉类消费增加,橄榄种植地也会扩大。荒地将立刻变成草原和橄榄园。恳请诸位下定决心。各位议员以价格过低为由禁止铁和玉米等外国商品,却整日容忍完全没有价格的阳光,这不合情理。恳望尽快制定遮挡阳光的法律。”
请愿书的标题是《蜡烛、油灯、灯具、路灯、剪烛芯剪刀和灭火器制造业者以及油脂、树脂、酒精和其他与照明有关的一切物品生产者的呈请》。但这份请愿书并未递交议会。撰写此文的人也不是这些业者,而是与那位对“切断铁路、以此成为物流与流通中心”构想予以一针见血批评的“某人”是同一人物。克劳德·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Claude Frederic Bastiat)就是这两个插曲的主人公。1801年6月30日出生于法国南部巴约讷的巴斯蒂亚,被视为经济思想家中最为独特的人。代表20世纪前半期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他为“历史上最富才气的经济著述家”。
他的童年并不幸福。虽出生于富裕家庭,但七岁丧母,九岁丧父,由祖父抚养长大。身体也很虚弱,患肺结核,大学勉强读完。他学习文学与哲学,掌握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后进入家族经营的出口企业工作,但没干多久。他用继承的财产从事个人经营和农业,却全都失败。虽已结婚生子,却过着近乎独身的生活。经历了1830年7月推翻王政反动政治的革命后,他还担任过地方法官和地方议会议员。自学经济、历史、哲学和法学的他,坚持不断向报纸和学术期刊投稿却屡屡不被采用,直到1844年才凭首次刊登于学术期刊的《蜡烛业者请愿书讽刺》一文成名。
作为著述家、评论家声名渐起的他,全力投入拥护自由贸易。1846年创立法国自由贸易协会,并创办周刊。1848年2月,法国市民反抗腐败政府而起义成立的制宪议会、立法议会选举中,他连续获胜,取得议员职位。1849年任立法会议财政委员会副委员长,推动削减政府支出、降低税收和自由贸易政策,却屡屡受阻。因自由贸易信念未能政策化而受挫,加之宿疾肺病复发,他于1850年平安夜去世。享年49岁。或许是因为他临终时留下的唯一一句话是“真理(La Veritie)……”。1868年身后出版的论文集,如今仍被视为拥护自由贸易论的教科书。
再听听这位终生主张自由贸易和缩减政府干预者的话。“不要说因为对方不实行自由贸易我们也不能实行。这就如同因为对方国家的海岸全是岩壁,我们就要用岩石堵住自己完好的港口。”巴斯蒂亚认为,官僚或国会议员每当无视或牺牲多数国民利益、让特定集团大发其财时,往往就会制造出各种管制。他指出这类管制是通过立法活动这一合法手段诞生的,并把优先照顾特定集团利益的立法或行政命名为“借助法律或政治实际上强制夺取他人财产的合法掠夺”。
当出现“为刺激经济和扩大就业而扩军”的主张时,巴斯蒂亚出版了《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书,写道:“为国防而扩军是有道理的。但‘为了救经济而必要’这种理由则荒谬不经。如果扩军能救经济,那么让所有壮丁入伍就最好了。这种逻辑就等于说,把每家商店的玻璃窗都打碎,玻璃产业就会兴盛、经济就会复苏。甚至与相信通过立法强制人们白天在室内用窗帘遮挡阳光、蜡烛产业及相关产业就能兴旺,是一样的。”
这位拥护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继承的人,没能留下同时代人足以评价的业绩,活了不到50年就去世,但随着时间流逝却日益被重新审视。主要是右派经济学家高度评价他的价值。从自由主义立场强调一切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都毫无必要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称赞“巴斯蒂亚是经济学家中最具天才的人物”。尽管他未能提出体系化的经济学说,也有观点将他视为边际效用论的开创者。
自称“知识零售商”的前韩国保健福祉部部长柳时敏在其著作《富人的经济学,贫民的经济学》中指出了巴斯蒂亚的局限。综合柳时敏对巴斯蒂亚的评价,其长处有两点。首先,他“在从别人的话中揪出逻辑矛盾、并将其变成笑料方面,发挥了天才般的能力”。将劳动解释为“生产性服务”的视角也很独特。然而,他只把“生产性服务”局限于劳动者,并未适用于地主或资本家。特别是,“他没有追问19世纪欧洲的地主和资本家最初是如何取得资本的。他只是原封不动地承认并维护当时的财产分配状态”。
对巴斯蒂亚的解释与评价或许因阵营而异,但也有不少可以为所有人共享的部分。兴趣广泛、还就“国家”与“法”写过书的巴斯蒂亚留下了这样的话:“法律一旦堕落,对正义与不义的判断标准就会模糊,政治的作用就会过度膨胀。法律是组织化的正义。”最后一句令人深思。巴斯蒂亚如此强调的自由经济,以及政府对包括继承在内的私有财产的不干预,是否也只有在“作为组织化正义的法律”尚存之时才具有正当性?如果有一个社会的经济被不公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所扭曲,巴斯蒂亚会如何评价?韩国的法律是正义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