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29 | 임진혁 기자

[圆桌]应迈向企业家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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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在60多年前提出了抗衡力理论。即当经济力量集中于财阀这样的巨型大企业时,为了实现社会平衡,必然会出现巨型工会或强有力的政府。

巨型大企业诞生的背景,是重视规模经济与效率的管理经济体制。因为把资本与劳动最有效率地结合起来的是大量生产,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组成巨型企业、具备规模经济。看吧。如今的韩国正是如此。巨型财阀与巨型工会共存,而政府的力量强大无比。

我们借助管理经济体制提供的效率,在半个世纪内实现了耀眼的增长。然而如今增长正在放缓,财阀大企业也无法创造出以往那样的业绩。另一方面,引领世界的经济大国正在迅速抛弃管理经济,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他们为创业公司的创立、成长与存续付出积极努力。

其结果就是谷歌、Facebook这样的企业的出现。连IBM这样的传统大企业也顺应企业家型经济体制,转型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企业。

如今我们仿佛已走到管理经济的尽头。财阀大企业与巨型工会的寿命都不会太长。随着该体制显现出局限,大企业、工会、政府、劳动者个人等所有主体都处在矛盾的漩涡之中,这就是我们当前的自画像。明确的是,要解开这一矛盾,需要与现行经济体制和制度不同的某种东西,而那正是企业家型经济体制。

企业家型经济并非靠把支持创业公司创立与成长的政策做得多样丰富就能实现。因为现存的教育、金融、就业、福利、产业等制度以及执行这些业务的机构,都是为适合管理经济体制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因以贷款为主的金融在支持创业公司上感到局限,而引入以投资为主的金融制度,就是一例。

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并重构现存的所有制度与体系,使其如何适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其起点大概就是监管改革。

在许多情况下,现存的制度与监管反而充当了新事业诞生的壁垒。无人机曾是如此,如今虚拟现实产业也被监管壁垒所阻。金融与教育的创新也很急迫。而其判断标准不应是进步还是保守,而应是是否通向企业家型经济之路。

既然现存体制的局限已然明确,就无需犹豫。既然要走,就要快走。如今国力由拥有什么样的企业来决定。拥有谷歌或Facebook这样企业的国家才是有力量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应当前进的创新方向。换言之,企业家型经济既是目标也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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