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告,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中属于工资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一组,领取低于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比例也最高。以2015年为准,收入前10%的工资收入约为后10%的4.8倍,仅次于美国的约5倍。低于最低工资的比率约为14.7%,是OECD平均(5.5%)的约2.7倍,比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日本(2%)也高出7倍以上。1997年外汇危机后全面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其主因也被指为工资收入上阶层间差距的扩大。可以说,化解劳动市场的不平等正是缓解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危机的核心课题。
另一方面,据分析,2000年以后韩国的工资增长率在OECD国家中最高。工资增长率与工资不平等程度同时上升。这说明,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急速上涨的工资红利,主要流向了大企业、正规职等工资水平已经较高的高薪职种。事实上,同期国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扩大,低薪劳动者比例维持在约25%的极高水平且未明显下降等,均支持上述解读。
化解工资差距的首要课题是劳动市场二重结构改革。若不改革当前壁垒高企、差距悬殊的以大企业和正规职为中心的一次劳动市场与以中小企业和非正规职为中心的二次劳动市场的分割结构,仅靠政策与制度层面的努力,很难期待劳动市场不平等的结构性解决。需要通过社会让步与妥协,降低一次劳动市场的既得利益与僵化程度,提高二次劳动市场的工资与就业质量,调节倾斜球场的坡度以恢复公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业与职种间顺畅的劳动流动,构建按职务价值与能力给予合理报酬的公平劳动市场。
由于劳动市场分割,韩国从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的可能性(约22%)也显著低于发达国家,一旦以非正规职就业,陷入陷阱的风险很大。相反,就业灵活性较高的荷兰,非正规职三年后转为正规职的比例接近70%,德国也在60%左右。非正规职并非陷阱,而是通过职务经验与培训机会转向正规职的垫脚石。如果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在劳动市场上不可避免,那么通过对技术、技能以及生产率提升的投资来提高部门间劳动流动性,将是化解不平等与差距的现实替代方案。
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与歧视固然是问题,但统计上体现的工资差距大部分归因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这是外汇危机后大企业维持节约劳动的“高生产率—高工资”体制,而中小企业被困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生产率—低工资”体制,导致两部门间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原承包与转承包之间压低供货单价等不公正交易惯例,是阻碍中小企业竞争力与生产率提升、造成高工资差距的结构性问题。若不恢复公正交易秩序、不提高吸纳全体劳动者88%以上就业的中小企业生产率,很难期待工资不平等取得显著改善。
要缩小已扩大的工资差距,需要将过高的部门降至适当水平,并抬高过低部门的底部以恢复公平。前者是把与生产率脱节的年功序列式工资体系改革为以职务和能力为中心的工资体系,后者是把最低工资上调至适当水平以大幅降低低薪劳动者比重,这些是当前最紧迫的就业政策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