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文在寅政府的"脱核电"政策,赞成与批评的舆论正激烈交锋。
27日,在总统主持的国务会议上决定暂停工程进度已接近30%的蔚山蔚州郡新古里核电站5、6号机组建设,由此从预算浪费争议到电力供需担忧,各种反对意见纷纷涌现。
文在寅政府承诺,在减少核电和火电的同时,到2030年将新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提高至20%。赞成脱核电一方主张,若计入核电站退役费用,核电绝不经济,应顺应全球趋势尽快从核电和火电转向可再生能源。反对一方则反驳称,已着手淘汰核电的发达国家也在能源供需上遭遇巨大困难,因此应停止低效的可再生能源扩张政策,制定符合我国当前实情的能源政策。现刊载双方观点。
文在寅政府的脱核电政策是核能60余年历史上的首次。正因是首次,阻力似乎也不小。一直以来,核能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颇大,目前也生产约30%的电力,为产业生产作出贡献。此外,核能在国民中一直被评价为相当安全且经济的能源。然而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安全性的神话完全破灭。人们知道了一旦发生事故,影响长达数百年,后果无法承担;也确认了此类事故的概率并不足够低。尽管如此,我国仍有相当多国民相信核能经济且别无替代。这种信念,推测是由历届政府和核能界的宣传所塑造的。
核能果真经济且别无替代吗?并非如此。目前我国相信核能经济,但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核能被评价为昂贵。这种差异从何而来?举一个例子。古里1号机组决定退役后,我国政府预计反应堆退役费用约6000亿韩元。然而不久前美国就2座核电机组的退役签订了约5万亿韩元的合同,相当于每座2.5万亿韩元。为何退役费用相差达4倍?在我国,法律规定即便发生核电事故,韩国水力原子力公司也只需承担约6000亿韩元,其余由政府承担。而核电的经济性只计算韩水原承担的部分。但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政府至今支出的资金就已超过200万亿韩元。此外还存在核废料处置费用不确定的问题。我国尚未掌握建设高放废物处置场的技术,也无法计算需要多少费用。这些未被正确计算的核废料处置费用、退役费用、事故应对费用,都有一个特点——都是日后发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在核电经济性评价中被排除或被压缩。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将核能评价为昂贵能源,是有原因的。
发达国家以不经济和危险为由,从约30年前开始削减核电机组数量。欧洲减少了约50座,美国也减少了约10座核电机组。几乎不建新核电站,同时关闭老旧核电站。而在这30年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填补了发达国家的空缺。韩国、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建设核电站,使世界核电机组数量维持在约450座。世界核电机组数量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变化,发达国家削减的同时由发展中国家填补了空缺。正如大多数产业那样,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是夕阳产业。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未来20年内约300座核电机组将关闭,但同一期间全球仅有约120座核电机组的建设计划。
核能在全球沦为夕阳产业,除危险性问题外,底层原因还在于缺乏经济性。正因如此,发达国家过去30年持续投资可再生能源而非核电。从2014年的统计看,全球发电量中可再生能源占22.8%,而核能仅约10%。可再生能源正快速增长,而核能数十年来比重逐步下降。与这一全球趋势不同,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仅约1%。
全球趋势是从煤炭和核能转向可再生能源。在这一趋势中我们落后太多。全球趋势不可能毫无理由地形成。我认为,认真审视其原因、真正着眼未来而制定的政策,正是现政府的脱核电政策。若我国也追随世界平均水平,以可再生能源生产22.8%的电力,核能比重也能从目前的30%大幅下降。脱核电是可能的。因为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路,没有理由只有我们走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