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28日上午,企业家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政府公布了力度惊人的经济刺激对策,核心内容是下调利率和税率。政府宣布,将银行贷款利率从14%下调至10%,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2.6%下调至8%。时任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金埻性还宣布,将33%~38%的法人税率下调至20%。金副总理公布的“通过促进投资实现经济活性化的对策”清单中,还包括出售政府持有的第一银行、首尔信托银行、朝兴银行等股份、实施民营化的时间表。
6·28措施公布后,市场的第一反应是“惊讶”。一次性将利率下调4个百分点以上,本身就史无前例。正在海外出差的现代集团会长郑周永甚至下指示说:“政府不可能把利率降那么多。肯定是哪里出错了,再去核实一下。”企业界对6·28措施表示欢迎。在那些赫赫有名的财阀企业负债比率高达500%~800%的情况下,既降贷款利息又减税,没有哪个企业家会不高兴。相反,利息收入将减少的普通人则愁容满面。利率下降4.6%,储蓄性存款减少,活期存款占比上升。
政府决断推行史上最低水平的官定利率政策,其中既有自信也有危机感。政府确信已经控制住物价飙升,但1978年开始的出口不振和经济困难迟迟无法化解。眼见日本乃至香港、台湾经济转好,唯独韩国陷入低迷,这种焦虑催生了超大规模对策。在突然公布6·28措施仅五天之后,政府又推出新的重磅对策,即包含“实施金融实名制与民间金融阳光化”方案的7·3措施。
政府为何连续出台超大型措施?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需要能够挽回民心的经济政策。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权力型腐败的张玲子、李哲熙夫妇票据诈骗案影响极大。政权道德性受到质疑,加上警察开枪滥射事件等,出现了民心离散的迹象,于是政府仓促推出各种对策。其次,背后隐藏着经济官僚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占据青瓦台经济首席室、财务部长官及主要要职局长位置的经济企划院(EPB)出身官僚,比保守的财务官僚改革意识更强,毫不犹豫地连番推动对策。
问题在于只有热情走在前面,却没有经过官僚集团之间的意见协调过程。活性化对策的制定连经济副总理都不知情,主管部门财务部长官也不甚了解。负责调节利率的韩国银行同样未能参与决策过程。那么是谁推动的呢?是青瓦台。据说因深受全斗焕总统信任、被评价为“经济上你才是总统”的青瓦台经济首席金在益,率领一批少壮派经济学者绘制了活性化对策的蓝图。
问题是彼此步调不一致。很多事情不是依靠组织和制度,而是以特定人物为中心的人脉暗中推动政策。青瓦台与经济企划院、财务部、韩国银行等相关机构不仅谈不上业务协作,甚至出现彼此不通报、各自推行政策的情况。部门间不协调导致政策错位的典型案例就是6·23税制改革方案。这一在6·28措施出台前仅五天公布的方案规定,无论法人是否上市,法人税一律提高到36%。媒体对这份实质上是加税的税制改革方案大篇幅报道,得知消息的青瓦台经济首席室一片哗然。
青瓦台经济首席室斥责称“怎么能一句话都不商量,就把如此重要的事项定为政府方针并公布”,并强压要求“立即取消”。财务部与青瓦台经济首席室之间的矛盾,随着两天后改组内阁、财务部长官被更换而自然终结,但经济当局之间的摩擦已暴露无遗。财务部公布税制改革方案又取消的闹剧刚过,随即出台的就是6·28措施,方向与6·23税制改革方案完全相反。局势如此发展,对政策当局自然不可能有信任。像郑周永会长那样不相信政府政策、再三确认的企业家不在少数。
重要的是政策成效。由于青瓦台一意独行、被排除在外的官僚不满,以及执政党和企业家对金融实名制的抵制,6·28措施和随后出台的7·3措施很快失去光彩。金融实名制因执政党民正党介入而剔除了金融所得综合课税,变得千疮百孔,当年10月底更是全面推迟实名交易的实施。与金融实名交易挂钩的法人税大幅下调也随之落空。也许是因为把自己的口袋比企业财务结构看得更重吧,越是经营大企业的企业家,越是毫不犹豫地用搁置金融所得综合课税和金融实名制,去换取法人税的大幅下调。
尤其是金融实名制迷失了方向。当时主导实务工作的财务部理财三科长姜万洙(后任财经部长官,在李明博政权时期担任产业银行行长期间,因涉嫌把政府支援资金集中提供给熟人公司而被羁押受审)在其著作《现场所见韩国经济30年》中留下这样一段话:“实名制的命运在失命、失明、失名的岔路上摇摆不定,最终事实上被无限期推迟,虽免于失命,却成了失明状态。推动实名制的人则难免失名。这是丢了实、只抓住名的结果。”
步调错乱、忽左忽右的经济政策的后遗症由国民经济承担。低利率和实名制的推进使巨额资金逃离正规金融体系,导致房地产投机盛行。1982年股市也毫无起色,全年竟没有一起企业上市。6·28措施最大的政策目标“促进企业投资”也没有效果。高丽大学经营学院教授鱼允大在6·8措施后于月刊撰文《经济活性化措施之后的企业经营战略》,称“利率下降是政府和国民赐予企业的一种恩赏金”,并估算仅利息减免额就将达5000亿韩元。也有推算认为,从1981年11月上旬开始的六次降息,使存贷款利率在仅8个月间腰斩,企业获得的利息减免效果达1万亿韩元。考虑当时的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约600亿美元,2015年为1万1411亿美元),按现在的标准相当于向企业提供了至少11万亿韩元、最多23万亿韩元的资金支援。
受益企业并未增加设备投资、改善财务结构,反而转向了其他投资,买下了远多于业务所需的土地。不过,从企业角度看,政府政策反复无常难以信赖,也许因此更偏好安全资产投资。可以确定的是,地价飞涨,“亡国性房地产投机”结构化了。证券市场也失去活力,1982年没有发生一起企业上市。企业毫无遗憾,因为能以比过去更低的利率从银行贷款。政府强行压低的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差距,还引发了一连串其他副作用。因低利率贷款而资金运作风险加大的银行,进一步减少中小企业贷款,增加相对安全的大企业贷款。相当于与市场实际利率差额的贿赂也大量流转。以存款为条件放贷的所谓“搭售”行为亦十分猖獗。
经济在内部溃烂,但当时不仅没有感到危机,反而认为“一切都在顺利航行”。这得益于对外条件转为有利。19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利率、油价和美元汇率均处于低位,韩国经济进入“三低景气”。还首次品尝到结构性的国际收支顺差。第五共和国政权面对涌入的美元无法招架,通过海外旅游自由化等措施,结果连过度消费文化也一并蔓延。外国媒体讥讽“韩国香槟开得太早了”,正是这一时期。
因频频启动各种经济措施而被称为“措施共和国”的第五共和国,在其所有经济措施中最令人震惊的6·28措施,如今只留在记忆里,令人惋惜。若当时不是为了抑制美元涌入带来的货币膨胀和物价上涨而只顾眼前对策,该有多好。如果当时推行研发(R&D)、扩充社会间接资本(SOC)、有偿先行取得国家重要用地、分期偿还等政策,我们的经济会比现在更好……第五共和国的经济运气不错,却似乎没能好好抓住机会,实在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