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7年6月号。</b></font>
人们热衷于为随机事件赋予顺序与意义的故事。但这种“叙事谬误(narrative fallacy)”现象,也可能在政治经济层面引发严重问题。<br>
<br>笔者认识的一位投资者会把股市拟人化。他把道琼斯指数看作一头活生生的猛兽。他说:“市场似乎先呈现回升态势诱惑投资者,然后突然给出致命一击。”他还把“股市”比作在时报广场上迷住游客的手法高明的三张牌蒙特骗局(three-card monte)老手(*译注:展示包含王后在内的三张牌,用巧妙手法打乱后让人猜出王后的赌博)。也许听来奇怪,但最大众化的投资方式“技术分析(technical analysis)”也与此相差不大。人们声称通过与占星术无异的图表解读来“读懂”市场。但由此能获得的关于企业的实质性信息为零。他们只是给满是曲折的图表附加故事而已,比如说市场“已经耗尽”或者“正在触底”。
许多投资者执着于这种毫无帮助的方式。行为经济学家研究人类心理与财务决策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原因。其中也体现了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命名的“叙事谬误”。即人类倾向于为随机事件赋予顺序,并在事后把未曾预料的事件变成“本可预料”的事。更准确地说,是人类需要这样的故事。
这一“叙事谬误”解释了金融市场上发生的许多失误,对理解现代政治的阴谋论也很有用。人们不接受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是被某个不特定武装歹徒单独作案杀害这一事实,而是编造出各种阴谋论。这是为了摆脱承认“支配世界的不是秩序而是混乱”所带来的存在论式绝望感。
2007年出版的塔勒布《黑天鹅(The Black Swan)》可以说是股票交易者的一本入门书。该书提醒我们,再好的计划在经济崩溃这类未曾预料的极端事件面前也毫无用处。个人在随机事件面前同样无力。比如灾害发生时偏偏身处那个地点的人,或者曾经稳固、如今却因新技术而失去立足之地的新闻业从业者。
而这种随机性对一般企业则有更微妙的含义。某些企业或某些人会因随机事件受到极端影响,也有并非如此的情况。寿险和年金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的业务。由于人类平均寿命不会突然大幅变化,随机性的程度较为有限。然而飓风却不易预测。因此佛罗里达南部的房地产及寿险公司必须时刻为理赔金额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人们很难接受存在大量无法预测的领域这一事实,因为历史上也有许多无法轻易解释的事件。一般而言,新闻中的事件或历史的展开过程,也有许多与人们所想不同、其实很难预测。例如没有任何人具体预测到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同样,1970年代的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财富分配的扭曲、富者愈富现象的加深以及美国中产阶层的停滞。需要考虑的变量太多了。甚至主要变量(例如新软件产业的潜力)也可能被遗漏在考虑范围之外。然而,“叙事谬误”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你是经济学家,只要不把过去经济周期的模式过度投射到未来即可。如果需要分析分散的信息来决定是否进行商业投资,就必须抵御从数据中读出一致故事的诱惑。现实从来不会井然有序。因为要说某项投资会成功,那么在存在经济萧条、新竞争对手、战争等各种变量的未来,该投资也必须依然有效。
投资者尤其要警惕不要过度沉迷于关于股票的故事。因为在听过相关故事之后,所有数据看起来都像是既成事实。证券分析并不是追求形而上学真理的活动,而只是以打折价格买入股票这种极其现实的事情。但判断可能出错。随机发生的事件也可能使判断失误。
在更一般的情形下,如果不能承认事情可能突然出错这一事实,人们最终会感到挫败,并去责难某个人,并且总会去寻找原因。
这里来看两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个出自《黑天鹅》。作者塔勒布提出这样一句话:“国王死了,王后死了。”这句话并不特别令人印象深刻。若对这句话稍作修改,就能造出“国王死了,王后因无法承受悲伤而死”的故事。这句话也满足了因果关系。王后因无法承受悲伤而死,人们便不必再追问原因。
第二个例子出自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新书《思维的发现(The Undoing Project)》。刘易斯介绍了行为经济学先驱、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实验。两位心理学家设定了一位虚构人物琳达,并向并不了解她的受试者提问。实验中琳达被描述如下:“31岁单身的琳达性格坦率开朗,对社会正义问题很关心。”
随后他们向受试者提出如下问题:“(a)琳达是银行职员”与“(b)琳达是银行职员,并且积极参与女权主义运动”,哪一个为真的可能性更高?正确答案是(a)。因为女权主义者银行职员琳达是全体银行职员琳达的子集。然而85%的受试者选择了(b)。
人们更容易把女权主义者琳达与“对社会正义很关心”这一特征联系起来。这里出现的琳达,可以说属于符合受试者固有观念的“叙事谬误”。
据刘易斯所言,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在此追问的是“随着观察对象的语境不同,对对象的理解会如何改变”。塔勒布得出的结论也与心理学家的预想一致:人们需要故事。
叙事谬误与偏执、阴谋论惊人地相似。政治“偏执”这一观念最早由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提出。在肯尼迪前总统被刺一年后,他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题为《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的随笔(该文追溯了美国阴谋论的历史)。他主张:“有政治偏执的人总是把市民推到前面,与拥有离奇而恶意力量的‘强大恶棍’进行生死之战(至少他自己如此相信)。最终他制造危机,成为银行挤兑的起点,并最终招致经济衰退与灾难。”《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最近曾在俄亥俄州贝尔维尤采访过一位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他为小型自营业者逐渐消失的现实而痛惜,并讽刺道“这一切都要‘感谢’政府”。读者们是否注意到他所指认的罪魁祸首何等一致?他把极其复杂的议题处理得极为简单。
霍夫施塔特在文中所说的“一致性”正是这种“叙事谬误”。它与政治上的不安感紧密相连。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展示了人们为何容易陷入叙事谬误。而他们的洞察力已超越经济学,影响到政治与现实生活。通过编织故事,我们感到成就感与满足感,也能填补人类的欲求。总之,据说王后是因悲伤过度而死的。至于那是否是真相,无从得知<br><br>
■ 貌似可信的故事与错误的回答<br>迈克尔·刘易斯著作《思维的发现(The Undoing Project)》中介绍的心理实验,展示了想要编出无法拒绝的故事的欲望如何妨碍人们正确判断的案例。
情境:31岁单身的琳达性格坦率,对社会正义问题很关心。以下哪一项为真的可能性更高?<br>(A) 琳达是银行职员。(B) 琳达是积极参与女权主义运动的银行职员。
正确答案:(A) 琳达对女权主义问题的想法无从得知。此外,一般银行职员的人数理所当然多于女权主义者银行职员的人数。
实际最多的回答:85%的受访者选择了(B)。他们被“女权主义者”这一表述所吸引,因为它貌似合理地解释了已知的信息。<br><br>
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 / BY ROGER LOWENST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