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医院负责人在并未聘用护理助理B的情况下,却申报称已聘用。该负责人持有与B的工资账户相连的取现卡,自2008年5月至2010年6月,将B的工资3137万韩元转入自己的账户。由于未被查出,他以同样方式虚构了多达29名从业人员,将共计4亿4274万韩元的国家资金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等私人用途。C法人的D也虚假聘用16人,分337次侵占4亿5214万韩元,用于偿还贷款等个人用途,近期被查出。(2017年韩国保健福祉部社会福利法人·设施骗取补贴案例集)
福利预算每年如雪球般膨胀,但贫富差距反而恶化,这正是主要原因之一。不断增加的福利预算被不该获得的人挪用,削弱了政策效果。专家指出,此前通过强化对骗取福利资金的管理,福利预算流失已大幅减少,但仍存在大量看不见的违法行为。
今年福利(保健·福利)预算为129万4830亿韩元,逼近130万亿韩元。较去年增加4.9%,远超整体预算增减率(3.7%)。当然并非毫无成效,但成效仍不及预期,难言满意。尤其是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去年为0.304(以可支配收入为准),为2012年(0.307)以来4年最差水平。基尼系数数值越接近1,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恶化。这一期间(2013~2016年)政府的保健·福利预算达442万9000亿韩元。每年将接近预算三分之一的资金投入福利领域,两极分化却未见缓解。
问题在于,政府连削弱庞大福利预算成效的骗取补贴的准确规模都未能掌握。本应由保健福祉部从各地方政府汇总骗取补贴的查处案例,但由于各地方政府需要自行承认行政失误,据悉其在查处和汇总上态度消极。不过截至2015年的骗取规模已有统计,2013年448亿韩元、2014年558亿韩元、2015年790亿韩元,合计1796亿韩元。但即便如此,各地方政府缩小上报的情况较多,实际骗取规模估计更大。
骗取补贴为何持续不断?处罚规定过轻被视为根本原因。一位要求匿名的保健福利领域研究委员表示:“尤其是对医院骗取补贴的处罚很轻”,“即便查出数十亿韩元的骗取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最多只需缴纳3000万韩元左右的罚款。宁愿缴罚款继续骗取的医院很多。”他解释说:“还有被查处后利用亲属新设医院、以同样方式继续骗取的案例。”这位研究委员说明:“福利领域的处罚规定对骗取行为的界定标准模糊,处罚规定也很轻,最多缴纳1000万韩元罚款即可。”
地方政府公务员查处骗取福利资金时得不到地方政府层面的全力支持,也是问题所在。另一位匿名福利领域专家表示:“不久前天安市、庆南昌原市的公务员查处骗取行为后被起诉,过程中地方政府毫无帮助,最终败诉”,“据我所知,地方政府还以查处过度为由对其采取了带有惩戒性质的调职措施。”他反问道:“在这种氛围下,地方政府公务员还能有责任感地去查处骗取行为吗?”这显示出公务员回避需承担责任事务的典型消极懈怠现象。需要顾及选票的地方政府首长,也极度忌讳因整治骗取补贴而增加信访投诉。
与此同时,骗取补贴的调查以法人为中心展开,对个人设施的调查未能广泛开展,也被指为问题。保健福祉部监察官之下设有福利给付主管官,但管理高达130万亿韩元福利预算的人员仅8人,且没有对骗取补贴的强制调查权。国会立法调查处立法调查官崔炳根表示:“骗取福利资金是一种犯罪,确实存在难以根除的一面”,同时强调:“新政府称将进一步增加福利预算,但也须同时减少流失的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