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监管都始于善意。目的正当,预期效果理想。因此我们偏好以立法性监管作为解决问题的选项。但随着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出现,最终抵达“监管=恶”的终点,并沦为被革除的对象。
自2010年起,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方法进入公共讨论,相关法案数次被提出。至今的讨论都指向“亲切的国家、监护人式的制度”。对平民阶层和老龄层等弱势群体的关照与保护固然必需,但不考虑消费者成熟度的保护,可能带来监管过剩的副作用。
监管过剩会损害立法的合目的性,也可能成为产业成长的障碍因素。禁止19岁以下青少年在深夜时段玩游戏的“游戏宵禁制”实施后,青少年深夜游戏使用量的减少率仅为0.3%,而游戏产业却萎缩,就是典型例子。在自我责任原则下进行投资的资本市场消费者,与具有保守倾向的银行市场消费者,在金融产品的购买目的、对金融的理解度上差异显著。尽管如此,却对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适用类似的监管水平,这正是不够细致的监管便利主义的典型。
近来金融正通过利用人工智能(AI)的智能投顾、众筹、区块链等不断创新演进。但目前正在讨论的法案,仍以过去以规定为中心的范式为基础。“以规定为中心的正面清单式监管”只忠于当下状况,对未来的思考则依赖立法者修法。更进一步,金融公司在细密的规定之下,执着于为免责而形式性地遵守规定,出现无视监管目的与宗旨的悖论情形。这正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为保护消费者免受复杂金融产品之害,需要“以原则为中心的负面清单式监管”的原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良好监管(good regulation)”提出的标准包括:△创造足以正当化监管成本的收益 △将监管成本与市场扭曲降至最低 △促进创新等。新将引入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应牺牲“金融产业的成长与创新”这一价值。因为金融产业与市场是金融消费者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需要在消费者保护与金融产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并具长远眼光。不要犯矫角杀牛之误。由善意诞生的法律沦为改革对象,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任何监管都不是以恶意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