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泰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经营大学教授、KAIST青年创业投资控股代表 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公布了通信费政策方案。接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为政权交接而检讨前政府推进的政策的重要性与妥当性,从中辨明应舍弃与应继承的部分,并在竞选承诺中筛选出应推进与应放弃的内容。对于选举时为拉票而作出的、即便无法实现的承诺,应加以筛选并排定优先次序。然而新政府的国政企划委越过本分,俨然以相关部门或国会自居,抢先钉入政策,并对前政府的部门厉声呵斥,显露出权威主义作风。对因弹劾而失去前任总统庇护的行政部门持续“戴袖章耍权”并不可取。因为政策必须以国民的审议和缜密的检讨为前提。
此类行为之一便是通信费政策。文在寅总统最初提出了两项根本无法实现的通信费承诺,即废除基本费和取消韩中日漫游费。正如此前讨论过程所揭示的,若向全体国民减免相当于基本费的金额,通信产业将转为巨额亏损产业,来之不易的廉价手机(MVNO)业务、销售门店和设施施工企业也预计会接连倒闭,产业生态必然受到冲击。政府通过拍卖以巨额价格向通信公司出售频谱,之后又修改法律压低其收益性,说重一点,这与国家进行欺诈性拍卖无异,是扰乱市场的行为。漫游费用需与对方国家的通信公司分成,免除漫游费用等于用政府预算为企业海外出差和海外旅客、也就是富人提供社会福利,是荒唐的承诺。
既然如此,国政企划委理应坦诚道歉并予以废弃,却持续拒绝接受未来创造科学部汇报等权威主义做法,最终公布的方案仍超出现行法律范畴,充满官治色彩,对通信产业生态具有破坏性。有人指出引入普遍资费制会威胁廉价手机生态,于是提出下调网络使用费,这不仅实效性可疑,而且本质上并无不同——仍是把监管成本转嫁给移动运营商、侵犯财产权。
倾向分配的市民团体所主张的垄断寡占危害,依据薄弱,属主观而偏颇的说法。数据资费单价在过去5年间下降幅度高达80%以上。总支出未大幅减少,是因为使用量增加。从世界第一的质量,以及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两倍的活跃使用程度来看,这不但不是市场失灵,反而是值得自豪的成功案例,联合国等众多报告对此一贯予以证明。
通信在所有国家都是寡占市场。在OECD中,也有10个国家第一大运营商份额超过50%,处于绝对寡占支配状态,但没有任何国家出现政府承诺下调通信费、或由政府决定营销与价格的情形。政府干预市场会封堵创新,长期损害消费者福利。以色列就是很好的例子。
既有期望政府把通信费砍半的性急之人,也必然存在通信费支出吃紧的贫困阶层。但若把福利成本转嫁给市场,经济活动只会萎缩。北欧福利国家也是让市场自由运行、由政府承担福利,而不像我们这样试图转嫁给企业。
让市场参与者进行大胆竞争,是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降价的唯一途径。抑制竞争的手机补贴法、资费审批制以及广播通信委员会名目繁多的执行性规制比比皆是。此外,对企业限制竞争的串通行为,只需严厉处罚即可。
在国外,如今已开始接受由内容销售商代为承担通信费形式的通信费创新,例如对Netflix订户的数据使用量不收取通信资费。前进的社会就是相信市场创造力所带来创新的社会,这始终是不变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