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生A某在春节早上也去了研究室,为指导教授的兰花浇水。从家出发花了整整50分钟才到研究室的A某叹气说:“教授把兰花当成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惜,如果管理不当养死了,我就要受责备。”
#2. 研究生B某每天早上以收取指导教授信箱里的邮件并送给指导教授来开始一天。有时是与研究相关的邮件,但连私人用途的快递也要去取的情况数不胜数。B某平时除了收取指导教授的邮件外,还包揽跑腿买咖啡、复印报告书等各种杂活。
延世大学爆炸物事件后,首尔圈多所大学纷纷表示将引入研究生权利宪章和人权救济机构,但结果显示,仅靠一次性措施难以解决研究生们的苦衷。有观点指出,要让人权规范在现实中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具体的行政指针和人权教育作为支撑。
例如,首尔大学从2012年起运营学生人权中心,但研究生们的苦衷日益增加,令其头痛不已。从首尔大学人权中心13日公开的《2016首尔大学研究生人权实态及教育环境问卷调查》来看,称听到教授的恶语、脏话等使人感到人格侮辱的言语的学生,在1222人中有269人(22%),比两年前1488人中的65人(4.4%)有所增加。称以论文指导为由被要求提供报酬的学生也有36人(2.9%),反而比两年前的7人(0.5%)有所增加。
全国最早引入权利宪章的韩国科学技术院情况也一样。根据去年11月韩国科学技术院研究环境实态调查,该校研究生1414人中有271人(19%)回答曾遭到教授的恶语,其中56人回答所受压力之大甚至妨碍了研究。相比2014年调查中遭指导教授恶语的学生为1155人中的72人(6%),这一数字增加了3倍以上。
对此,现场一线有声音表示:“人权救济机构或权利宪章,重要的不是设立本身,而是制定运作它的战略更为重要。”高丽大学研究生总学生会长金善友指出:“人权规范可以成为指导方针,但无法一一预防现场细微的人权侵害状况”,“具体指明有问题的情形,让教员和学生形成共识才是关键”。论文抄袭或性暴力等权利宪章所禁止的行为在法律上也属违法行为,但对于私人请托或强迫参加活动是否算人权侵害,很多教授都感到困惑。他说:“多数教授不知道自己的小小请托对学生而言就成了强制事项”,“还需要通过‘自己的快递自己取’‘不能让受教育者做的10件事’之类的活动、填空活动、写作活动,战略性地传播人权意识”。首尔大学人权中心专门委员元庆周也补充说:“很多大学因为害怕外部目光而回避实态调查,但揭开真相、经历自净作用,比短期措施更能让大学社会学习到人权敏感度。”
△首尔大学人权中心发行的《2016首尔大学研究生人权实态及教育环境调查报告书》中收录的活动案例。举报人权侵害时防止二次伤害的具体对策也很有必要。研究生院在一对多的教育结构下,一名指导教授受到处罚,往往整个所带学生都会受损。在人权中心活动了两年的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研究生总学生会长韩英勋表示:“存在劝阻受害者以外的学生举报等各种压力,举报率非常低”,“应扩大权限,使人权中心或各学院的苦衷处理委员会能够在达到刑法处罚程度之前,日常性地调解矛盾”。东国大学前研究生学生会长申正旭表示:“去年东国大学所属教授的不正之风问题曾由人权中心处理,但教授比例高,很难找到合意点”,“一般人权中心教授比例偏高,应将学生委员参与制度化,使合意能够顺利达成”。
◇以首尔大学研究生为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
主要人权侵害事项 人数 听到恶语、脏话等使人感到人格侮辱的言语 269人 被强迫动员参加活动或集合 333人 结婚、育儿等个人生活或家庭生活受到干涉 203人 深夜被联络、被强迫上班等个人自由时间受到侵害 384人 因教授的个人情况未能获得充实的授课 390人 未能从指导教授处获得充分的论文指导 249人
资料=首尔大学人权中心
*首尔大学人权中心去年以1222名研究生为对象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