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23 | ROBERT HACKETT

2017最佳雇主100强|⑥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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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7年5月号。</b></font>

有人在办公室里盯着你工作的时代已经到来。监视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对其加以控制的方法与惯例的变化却极为缓慢。无处不在的监视之眼,名义上以保护对象为目的。可为什么让人感觉不是这样呢?<br>

<br>每天打开公司配发的笔记本电脑时,记者都会看到这样一条警告信息:“本计算机系统为时代公司所有,供依据公司政策的员工及授权代理人使用。使用本计算机即视为同意接受监视,无法保障隐私。”

现代人正生活在某种“电子监视”的黄金时代。收集数百万封邮件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每隔1.5米安装的警方和不动产所有者的闭路电视、追踪个人上网记录的广告主等,如今个人行为一刻也无法逃离监视。如果买了Vizio的产品,甚至电视也可能成为监视的手段。

职场会有什么不同吗?正如前面提到的例子所示,许多公司至少没有隐瞒监视的事实。但我们往往忽视或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企业正在收集关于我们各种行为(登录时间、访问网站记录、在键盘上按下的每一个键)的海量信息。市场调研机构高德纳(Gartner)分析师阿维娃·利坦(Avivah Litan)指出,“用户的所有行为都是收集对象”,“有时甚至令人毛骨悚然”。

企业监视员工的方法多得惊人。在物理层面,有具备录像功能的闭路电视、记录出入时间及工作时长的非接触式读卡器、为客户服务管理而进行的通话录音等。部分企业监控邮件和短信,一旦捕捉到风险词汇——由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如今甚至能捕捉到概念——就发出警告。法人车辆上常见的GPS追踪功能,正扩展到法人手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扩展到员工证。

其边界说得好听也只是模糊。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名为Intermex的企业,曾以拒绝使用24小时向公司实时传送用户位置的手机应用为由解雇了一名销售员。该员工于2015年起诉公司(据悉该诉讼去年已解决)。去年,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在员工办公桌下安装热感和动作感应传感器的事件被曝光。公司方面解释称这是为了“最大化能源效率”的举措,但部分员工质疑这是为掌握裁员对象而进行的出勤调查的一部分(在记者们强烈反对后,这些传感器被拆除)。

即便不是出于公司的监视目的,摄像头的普及和具备各种记录功能的无人机的出现,也催生了个人信息被无意中收集的另一张密网。位于洛杉矶的一名建筑工地管理者,在无人机拍到两名工人休息时在工地发生性关系的画面后解雇了他们。两人表示公司事先未告知无人机监视,透露了诉讼意愿。公司方面的辩护律师、律师事务所Carothers DiSante &amp; Freudenberger的托德·伍尔夫森(Todd Wulffson)表示,公司选择了和解。

如今是无需高端设备也能监视的时代。利用Facebook和Twitter,就能掌握下属员工的闲暇时间以及(部分情况下)工作时间的活动、人际关系、政治倾向等许多信息。Carothers的马克·斯普林(Mark Spring)律师也指出,“社交网络无异于间接的监视工具”(某家雇佣专业律师事务所网站上出现的一位女性高管的提问——“员工参加政治集会的样子上了电视,能否解雇”——很好地反映了时代现实)。

当然,监视也可能是保护的另一种说法。考虑到投资中介人所犯罪行的漫长历史,客户很可能乐于看到中介人的所有邮件、短信和通话都留有记录。分析与员工相关的元数据*译注:包含数据信息的数据 的网络安全创业企业Exabeam的首席执行官尼尔·波拉克(Nir Polak)列出了客户购买其产品的两大原因。第一是盗用员工个人信息的外部攻击者进行黑客攻击和冒名犯罪,并利用员工的访问权限扰乱系统的可能性。波拉克解释称,使用该软件就能查出“搅乱公司IT环境的假冒者”。

第二是员工出现越轨行为的可能性,换言之即“斯诺登因素(Snowden factor)”*译注:爱德华·斯诺登是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无差别通信监听与个人信息收集实态的前中央情报局计算机技术人员。 假设某家公司正在地球某处开发知识产权。制造商必须监视外包业务,确保源代码之类的信息绝不被窃取。波拉克将此解释为“全球化余波所产生的现象”。

原则上,软件应当屏蔽个人识别信息。波拉克解释称,“只有在被判定为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在获得首席个人信息官或公司法务团队批准后解除加密。”也就是说,允许解读个人信息的详细内容。“然后确认那个人是谁。”

如今获取信息变得容易,但不少企业却无法确定该收集哪些信息、收集多少。户外装备企业REI的IT安全高级分析师迈克·奥尔森(Mike Olson)指出,判断适当性的标准并不多。打算如何利用这么多数据?如果因此陷入不当解雇或年龄歧视诉讼呢?仅仅因为能够收集信息,就一定要收集那些信息吗?

曾在荷兰担任首席个人信息官的高德纳责任研究员巴特·威廉森(Bart Willemsen)评价称,“欧洲国家总体上比美国更积极保护隐私。”他主张“数据最小化”,即不要无目的地收集所有信息,而只为特定目的收集数据。这显然是个好主意。然而在监视技术成本不断降低、威力不断增强的当下,趋势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似乎已不言自明。<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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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 / BY ROBERT HACK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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