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5月刊。</b></font>
企业正投入数十亿美元,鼓励员工从减重到冥想的各类健康促进活动。这样做,员工真能变得更健康吗?<br>
<br>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发动机专业企业康明斯(Cummins)聘请了德克斯特·舍尼(Dexter Shurney)担任首席医疗官(MD),以全面改革公司内部项目。
2013年收到康明斯首席执行官汤姆·莱恩巴格(Tom Linebarger)的入职邀请时,舍尼颇感困惑。但抱着尝试新事物的想法,他接受了邀约。多年来,康明斯一直努力向5.5万名员工传播“健康福祉”理念(译注:由well-being与fitness组合而成,指身体、精神与社会健康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公司鼓励员工接受健康风险评估和生物指标检测。员工如参加运动或吃健康午餐,可累积积分,享受健康保险费折扣。但存在一个问题:该项目效果并不明显。
事实上,康明斯的医疗保险费用年年上涨,员工的疾病发病率也在上升。多数来自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员工,饱受肥胖及肥胖相关慢性病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典型疾病困扰。尽管公司长期努力传播“健康福祉”,员工并未变得更健康。舍尼疑惑道:“花大钱鼓励员工保持健康,却没有效果。”
首席执行官莱恩巴格要求舍尼带领团队,重整公司内部健康促进项目。他的任务是运用该公司制造发动机时采用的严格精密的“六西格玛”方法,找出医疗保险费用激增的原因。
舍尼知道健康可以通过医生的诊疗来实现。但在此后一年里,他专注于与研究人员及专家磋商,寻找提升康明斯全球员工健康水平的方法。虽然尚不能断言结果——舍尼强调研究仍在进行中——但他的工作似乎正在接近“最后的圣杯”:健康福祉项目正取得显著进展。
员工健康福祉项目长期以来被描绘成经营管理的“特效药”:只需少量成本,就能让员工更幸福、更健康、更务实、更高产:这是名副其实的“三赢”策略(也有研究称,投资于拥有优秀健康管理项目的企业,可以取得超越股市的超额收益。当然这一主张存在争议)。
为达成这个似近又远的目标,过去10年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都在员工健康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当然,这里既有胡萝卜也有大棒:飙升的员工医疗保险费用是可怕的大棒,而《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则是胡萝卜。员工若通过健康管理项目实现减重或戒烟等成果,最多可就健康保险费用获得30%(吸烟者为50%)的激励优惠(换言之,未达成健康目标的员工要多缴医疗保险费)。
结果,员工健康管理项目在美国商界成为普遍趋势,如同员工餐厅和401(k)退休金计划一样,固化为现代职场文化的一项特征。“企业健康福祉项目”如今已成长为规模达80亿美元的产业。
企业在引入健康管理项目上十分热情,但真正的运营大多交给外部机构。外包给服务供应商或咨询顾问后便几乎不再关心。这正是投资时期待高回报却难见效果的原因。
实际上,也有引入企业内部健康项目后,企业与员工双方都要承担更多支出的情况。随着医疗保险费用持续上升,许多企业为挽回损失而加大押注,追加引入更精细、更完备的健康项目。据业界估算,由于员工开始使用各种新的自我提升服务,目前提供给参与项目员工的年均激励金额已达651美元。
事实上,健康福祉项目已变成披着“幸福感”外衣的多头怪物。企业不仅鼓励运动,还依赖项目供应商照料员工的精神、情绪、心理,甚至财务健全度(据富达实施的“2016年企业支持健康与幸福感调查”,128家大企业中有76%设有“财务安全”项目)。
员工对公司内部健康项目的态度,比企业的态度略为复杂。有员工不愿向公司公开自己的健康数据,也有员工因过于忙碌或加班过多而对增加的健康管理义务心生反感。因此,公司内部健康福祉项目的员工参与率——即便有补贴——仍相当低。例如富达的调查显示,参与率仅为10%(人生咨询)至53%(填写基本健康问卷)。
那么,企业内部健康管理项目究竟有效吗——健康是否明显改善、医疗保险费用是否大幅下降——这一主题已成为异常激烈的争论话题。声称有效的业界研究层出不穷。但据可信度最高的研究(包括2013年联邦政府主导的兰德(Rand)报告),虽不至于含糊不清,却也出现了相反的结果。
当然,也有像强生(Johnson & Johnson)这样过去38年投资员工健康项目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成功案例。但计算业界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和一般效率不仅困难,争议也很多。原因在于,尽管健康项目多样,参与率却偏低,而“健康福祉”又与(不易量化的)情绪相关。
罗恩·格策尔(Ron Goetzel)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资深科学家,同时担任IBM子公司沃森健康(Watson Health)的副总裁。他主张:“公司内部健康项目若设计得好、执行到位、评估严格,就能带来有效的改变。”(文化与战略性沟通是关键)。
阿尔·刘易斯(Al Lewis)是有代表性的公司内部健康项目反对论者。他已离开健康项目行业,目前经营一家名为“Quizzify”的“员工健康知识”企业。刘易斯指出,运营健康项目不仅“纯属浪费金钱”,而且“潜在地可能有害”。他表示,健身房费用补贴、公司内提供健康零食等“为员工的健康福祉”是可以的,但批评“强迫员工”的形式。他主张,企业要求员工减重(失败则罚款),或要求每年接受生物指标检测,违背了健康项目的标准准则。
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员工可以通过健康评估,掌握自身的高胆固醇或高血糖等风险因素,还可设定期望的健康目标值并持续检查中期成果。
但据刘易斯及其他反对论者的主张,频繁的疾病检查不仅不必要且昂贵,还会引发检查结果错误与过度治疗的副作用。例如内布拉斯加州曾因要求所有在职人员接受肠镜检查而遭受批评(美国疾病预防特别委员会规定,只建议对50岁以上员工进行疾病检查)。
正是这类过度的案例,促使舍尼与康明斯的管理层重新审视员工健康及健康福祉项目。
康明斯在经历一年的研究努力后,正逐步为本公司员工及其家属引入新的健康项目。新项目的核心是妥善管理七项要素——身体活动、睡眠、营养、减压、药物滥用、水分摄取、日晒——以改变生活方式。为达成这一目标,采用了既有项目的“连续概念”(舍尼的表述)。
舍尼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员工对健康的知识远比他们自己认为的浅薄。例如,很少有员工了解睡眠与肥胖的相关性,或知道鸡肉的胆固醇远高于花生酱。他通过与美国预防医学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Preventive Medicine)合作,制定了员工教育课程。健康教育可在公司内部诊所接受。但在以康明斯的综合健康改善计划(Comprehensive Health Improvement Plans)运营时效果尤为突出。员工在“生活方式7周集中训练项目”过程中,切实取得了减重与降低胆固醇水平等成效。<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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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 / BY ERIKA F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