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陷入了苦恼。胜利越是确定,苦恼越是加深。经济学家们警告说,“一旦战时经济繁荣消失,可能会再次遭遇大萧条”。虽然战争中有41.94万余人阵亡,但美国正充分享受着“独自繁荣”。由于担当同盟国的兵器供应基地角色、实现生产最大化,其经济规模扩大了两倍以上。相反,其他同盟国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都受到了巨大创伤。作为欧洲战线胜利主角的苏联虽然话语权增强,但国土荒废,至少损失了2600万人(含平民)。丧失了四分之一经济实力的英国和法国,甚至面临失去广大殖民地的局面。
领土和产业设施完好无损、即将赢得胜利的美国,最大的苦恼是失业。战争爆发前夕的1939年高达17.2%的失业率,到1944年降至1.2%,但战争结束后武器生产缩减,岗位显然也会减少。还有报告指出,投入欧洲和太平洋战线的士兵回国的同时将面临就业难。这确实值得担忧。因为美军兵力多达1645万人。即使扣除阵亡者和短期内驻留占领地的兵力,也有约1400万人即将回国。美国为此大伤脑筋。大萧条和失业难留下的创伤记忆太深了。
然而,所担忧的情况并未发生。尽管美军士兵大量涌入,美国经济并未萎缩。也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经济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延续了增长势头。难道发生了什么魔法?是的。名为《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的对策真正奏效了。1944年6月22日,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生效的这部法案,核心内容是对退伍军人的广泛支援。退伍军人若升入大学,在校期间支援教育费和居住费用,毕业后还支援置房资金——这部退伍军人权利法产生了两种效果。
第一,如愿产生了推迟退伍军人重返劳动力市场时间的效果。也就是说,许多军人脱下军装后并未立即就业,而是升入大学。780万人无需担心学费,从专科学院一直读到法学院(法律专业研究生院)。加上获得购房资金支援的退伍士兵,受惠于退伍军人权利法的二战老兵达1040万人。第二,美国社会获得了新的增长动力。靠政府提供的学费和住房完成学业并置下房产的年轻人,毫无顾虑地组建了新家庭。战后生育潮中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引领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经济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在其力作《财富的帝国——美国如何成为世界最强国》(原题:An Empire of Wealth)中认为,退伍军人权利法带来了主导新兴后工业经济的“完全未曾预料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被尊为现代经营学之师(宗师)的已故彼得·德鲁克的见解也与此相似。德鲁克在著作《专业人士的条件》中写道,美国比其他国家更顺利地进入知识基础社会,退伍军人权利法起了很大作用。
退伍军人权利法影响之大,从电视剧《兄弟连》的后续故事中可见一斑。未留在军队的部队成员大多依靠这部法案升入大学并买了房。尽管有人评价大学水平有所下降,但受惠于该法的退伍军人们稳固地进入中产阶层,引领了1950至1960年代的繁荣。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外祖父也因这部法案从下层白人上升为中产阶层。属于边缘群体的黑人大批升入大学、缩小了与白人社会的差距,也是这部法案的影响。美国进步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同样因这部法案才得以完成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习。
美国的居住文化也因退伍军人权利法发生了巨大变化。老兵们大学毕业、准备结婚之际,以威廉·莱维特等建筑商为主导的郊区中低价住宅热潮兴起。市区外围占地150坪、建筑面积22坪的住宅价格为7990美元,略高于当时四口之家的年均收入(6808美元)。若是退伍军人,这笔钱可从政府获得支援。与在城市里吃住工作的父母一代不同,战后一代开启了在带院子和小菜园的郊区住宅中生活的时代。恰好与美国政府的大规模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相衔接,汽车公司也享受到内需销量爆发式增长的连带收益。
退伍军人权利法此后不断修订,韩战、越战、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在离开军队时也获得了准备新生活的机会。或许正因如此,美国人对退伍军人权利法颇感自豪。美国经济类双周刊《财富》经问卷调查后发布的“代表美国的100件伟大事物”中,退伍军人权利法位列第六。从韩国人的角度看,“退伍军人权利法”实在令人羡慕。我们的年轻人能获得学费支援吗?能筹到购房资金吗?
在退伍军人权利法制定之前,美国就为士兵向前线送去了1.2亿册图书。即使在战场上也抽时间读书的士兵,能够轻松适应大学生活。国家不仅提供学费和购房费,还努力通过阅读传递知识,这实在令人羡慕。韩国也有类似退伍军人权利法的制度。1997年制定的《退伍军人支援相关法律》就是代表。这部法律将散落各处的相关法规系统化,虽然与美国相比较为薄弱,但包含了与退伍军人步入社会相关的最低限度支援措施。问题在于优惠集中于军官和士官等群体。李英焕教授(圣公会大学社会福利学系)在研究论文《义务服役士兵的生活质量与福利问题》中指出,韩国对退伍军人的支援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普通士兵事实上被排除在外。
美国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并非如此。每逢不景气来临,美国常有退伍军人结成群体、要求提前发放年金的情况。考克西军团(1894)、酬金军团(1932)等就是典型案例。罗斯福总统在立法之时也强调,若没有退伍军人权利法等制度性装置,“酬金军团”之类的事态可能再次发生,从而推动形成赞成的舆论。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的诞生,得到了政界的极大协助与帮助。特别是参议院不分执政党与在野党,以全体一致通过了该法案,助力了总统的政策。不知道在韩国这是否可能。毕竟就连为青年增加岗位、振兴经济的追加更正预算,也因在野党反对而寸步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