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18 | 오현환 기자

[时论]须以超精密手术处理的国家情报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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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10日,依据法律第619号《中央情报部法》,时任中校金钟泌以特务部队约3000名人员创建了中央情报部,自那时起,韩国情报机构也已不觉走向花甲之年。文在寅总统在上届总统大选中将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指为权力积弊清算的代名词,承诺切断政治介入、分离国内与海外情报、剥夺对共侦查权。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在就任时向全世界泄露了一项秘密:全面废止情报官出入机关。他表示将忠实履行总统承诺的公约与改革课题,并称文在寅政府的国情院改革将采取包括与政治完全分离在内的一切措施,把情报机关改革列为国情院院长的最高职责。那么,国家情报究竟是什么?

学术上,情报被解释为绘制“最佳地图(BEST MAP)”。“MAP”的首字母“P”也意味着“政治情报(political intelligence)”。国内外政治形势及今后走向预测、妨碍民主主义的因素、国民的政治整合度,都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因此美国将政治情报视为最高情报,把各国政治领导人的人物情报视为珍宝。作为舆论主导层的政治人物,对敌对势力而言是最具吸引力的存在,因而从情报角度看是极为脆弱的群体。当然,政治情报与政治监视情报、政治工作情报完全是两回事。情报机构不该做的是情报的政治化(politicized intelligence)。情报的政治化出现在情报首长与特定政权的政策站得太近之时。情报应服务于国家和国民而非有限任期的政权,不断收集并提供对政权不利的谍报、扮演“恶人”角色,这正是情报的宿命。从历史上看,情报政治化的直接责任在于情报的消费者——总统。正如美国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案例,只要总统意志坚定,情报的政治化就不会发生。

然而,在通信技术飞跃与交通革命使全世界成为一个邻里的今天,国内情报与海外情报的区分已无意义。国内情报与海外情报的区别不在地理范围,而以对象为标准。今天,海外不良势力在首尔市中心多得数不胜数。收集伊斯兰恐怖主义情报并不需要跑到中东去。

对于与人类人权暴行代名词金正恩政权处于意识形态对立中的我们而言,反谍(counterintelligence)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因为阻止北方对南工作、击退间谍的反谍工作,是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的问题。因此,正确的道路并非设立徒有其表的高级公职人员腐败侦查处,而是整合检方、警方、军方、韩国关税厅以及港口、航空等各方面反谍力量,创建韩国版联邦调查局(FBI),暂称中央反谍厅。反谍工作是一场不知何处为真相、何处为终点的无限智力较量。自然阴谋横行,外形上看似政治介入,实则是为了抓获间谍与反国家势力的努力。今天的间谍不会在深山中挖地道筑藏身之处,而是就在我们身边或在网络空间中挖掘黄金。

对作为国家中枢神经的情报机构的改革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改革内容本身对竞争势力而言就是极其宝贵的机密情报。情报机关改革是超精密的神经手术,应由最高专家而非政治人物操刀。绝不可犯下仅凭当下政治倾向或过往经验裁量未来的错误。以先进情报机构的改革内容为基础,打造着眼未来统一韩国的长期愿景型国情院,才是情报机关改革的要义。其目标应当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所追求的那样,建成“去任何人都去不了的地方、做任何人都做不了的事的情报机构”。

韩熙元 东国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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