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16日,美国联邦韩国大法院作出了在生物工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判决,史上首次承认对生命的专利。联邦韩国大法院在为这场持续9年的专利纠纷画上句号的同时,也同时收获了赞誉与批评。化学、制药和种苗(种子)公司为之鼓掌喝彩,甚至出现了将其誉为“将带来生物产业(BT)成长的‘生命工程大宪章(Magna Carta:1215年制定的英国成文法之母体)’”的极高评价。相反,学界则难掩忧虑,“魔鬼披上法袍,打开了大灾难的潘多拉魔盒”之类的恶评铺天盖地。
诉讼始于1971年。通用电气(GE)公司的印度裔研究员“阿南达·莫汉·查克拉巴蒂”博士(时年33岁)对美国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提起诉讼。他培育出可吞噬石油的基因改造细菌并申请专利,未能获准,于是求助于法律。查克拉巴蒂申请的专利共三项:微生物(细菌)的制造方法、媒介物质以及细菌本身。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认为前两项可以审查,但细菌并非发明对象而是自然的产物,因此将其排除在审查对象之外。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的驳回并不奇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属于自然产物的生命不能成为专利、商品化或交易的对象。也有类似判例。联邦韩国大法院在1948年种苗企业之间的诉讼中作出终审判决:“对细菌混合物的专利不能予以承认。”美国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和法院在该判决之后反复强调,无论生命工程方面的发明或发现预期效果多大,都不会以专利制度予以保护,但查克拉巴蒂不同,他并未退让。
辛苦研究申请专利却连审查对象都被排除,查克拉巴蒂向专利法院上诉,以3比2获胜。于此,专利局局长斯坦利·戴蒙德提起上诉。查克拉巴蒂提起的诉讼变成了“戴蒙德诉查克拉巴蒂案(Diamond vs. Chakrabarty)”,一直上诉到联邦韩国大法院。联邦韩国大法院以5比4支持了查克拉巴蒂。主审大法官沃伦·伯格在终审判决书中留下了名言:“太阳之下凡人所造之物皆可专利(Anything under the sun made by man is patentable)。”
法院承认的首个生命专利立刻引发争议。大法官意见5比4之势均力敌,也引起了媒体关注。还掀起了一场不合时宜的信仰争论:沃伦·伯格大法官的判决书与《旧约圣经》传道书第1章9节“太阳之下并无新事(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相悖。还有反对意见认为,关于生命之事属于神的领域,人类既不能以法律和制度加以规定,也不能加以创造。支持判决的一方则反驳:“细菌不仅不能被视为生命,也与人类尊严并无直接关系。”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生命专利的范围和对象不断扩大。据梁在燮教授(大邱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研究论文《生命专利的许可与人类尊严问题》,1980年以微生物为对象的生命专利,已经由低等动物转向高等动物。1987年美国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部分授予了关于牡蛎的生命专利。这项通过人工调控倍数体、操作染色体以培育四季可出货且抗病牡蛎的专利本身被驳回,但作出了“动物也可成为专利对象”的判决。
哈佛大学研究团队于1988年培育出经基因操作而易于患癌的小鼠(onco-mouse,或称Harvard mouse)并取得专利。专利之所以获得承认,在于其创造出自然状态下并不存在的新动物。希望使用已获专利的哈佛小鼠者,须向哈佛大学支付相应使用费,购入小鼠的繁殖须依照另行签订的合约。李振京教授(首尔产业大学基础教育学部)在小论文《现代资本主义与生命的权利》中对此猛烈批判。为癌症动物实验而培育的基因改造小鼠,其生命力本身已被资本改造为癌性形态。若只为死亡而诞生的生命遭到剥削,并为某些人赚钱,那么“不是生命产业而是死亡产业”这一说法更为贴切。
无论是生命产业还是死亡产业,其对象都不止于动物。加州大学医院的医生们在一位名叫约翰·穆尔的患者身上发现了特殊抗体,分离培养后取得专利并商品化。医生们将专利权卖给制药公司,获取了巨额利益。穆尔在得知医生们在未告知本人的情况下享受商业利益后起诉医院,但1990年法院支持了医院和医生一方。理由是,即便抗体在穆尔体内形成,穆尔本人并无对抗体进行改造加工的能力,因此专利所有权属于进行加工和商品化的医院。
难道只有医院和个人如此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试图为从据称免疫功能强大的巴拿马瓜米族原住民身上提取的病毒申请专利,因原住民反对而放弃。1995年美国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曾批准了从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居民身上提取的免疫增强病毒的专利。在南太平洋群岛联盟抗议后取消了该专利,但此时此刻类似的事情在何处发生,无人知晓。也有人担忧,自生命专利获得承认以来,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基因帝国主义”已然降临。
假设国际资本或大型医院采集了带有抗传染病等强效因子的原住民基因并取得专利,人类是否就能便捷、廉价地使用新药?若迄今为止的做法重复下去,提供病原体的原住民很可能也因价格昂贵而买不到新药。这与跨国种苗公司推广“优良但不结种子的品种”的原因相似。“基因帝国主义”一词并非空穴来风。除了辛苦制造产品却因专利费等使利润外流的专利殖民地之外,我们的后代或许还要背负生命专利殖民地的污名生活。
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生物技术世纪》中对生命专利本身表示忧虑。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轻易放下人类尊严的行为,与把灵魂卖给魔鬼梅菲斯特的浮士德无异。生命专利究竟是不是触之成金的迈达斯之手?表面上看似如此。BT产业的全球市场近5年持续保持两位数左右的高增长,已达4145亿美元。也有预测认为到2020年将进入1万亿美元级别。
究竟能否如此,是否会有副作用,令人先有担忧。只希望生命炼金术(Algeny)不会像试图炼出黄金的炼金术(Alchemy)那样虚妄,不会毁掉我们自己。若人类能像《旧约圣经》约伯记(第38章11节)那句所言,明白自己可以走到哪里、而哪条线绝不可逾越,那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