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政策,无论哪一种都很重要。因为政策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市场参与者的选择,宏观经济政策有时虽然难以切身感受到,却会改变经济的走向。
如今的宏观经济政策,众所周知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政府支出或税收有关,货币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调节货币量的政策。
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主要使用的是货币政策。关于货币政策,长期以来存在政策手段应为何物的争论。即所谓货币主义论战,学界巨擘米尔顿·弗里德曼偏好管理货币量、即货币总量的政策,而与其对立的凯恩斯学派学者则主张管理利率的政策。货币量直接是通胀的原因,而利率方面则认为无论货币量如何变动,若利率不作反应,就不会影响投资与收入,两者各有说服力。
基于多种经验,自1990年代中期起,多数国家都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把货币量作为政策的核心。因为要调整利率,终究还是要调节货币量。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由于不确定性极度放大,以及随之而来的信用紧缩可能性,迫使各国采取非常规的利率政策。为缓解金融危机与信用紧缩,美国、日本以及欧盟(EU)等把政策目标利率下调至0%。
而且在把政策目标利率降到0%之后,还宣布通过所谓量化宽松向市场提供几乎无限量的货币。这类政策决定的核心人物,是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出身学者的他,在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就以关于1930年代大萧条与信用紧缩关系的研究而广为人知。因此,在应对若政策应对失误便可能演变为堪比大萧条的金融危机时,恰好由最合适的人物担任了美联储主席。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被控制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而非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但如今,随着世界、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复苏,非常规货币政策似已走到尽头。美联储已多次上调利率。美国失业率降至4%出头,是不受欢迎的客人——通胀不久将到来的信号。以阻止通胀为最高任务的中央银行,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管。
问题在于我们的应对。随着美国的目标利率接近我国的目标利率,担忧是否会出现利率倒挂的声音不小。在像我国这样对外开放度高的国家,一旦利率倒挂,预计包括外汇流出在内的金融市场动荡不会小。然而包括家庭负债在内,我国经济也存在难以承受加息的方面。
世界经济似已进入不得不加息的阶段。韩国银行看来也无法继续维持现在的目标利率。在此,我想就货币政策提几点建议。首先,无论作出何种决定,对作为货币政策主管者的韩国银行应避免干预才是正确的。经济副总理与韩国银行行长会面商讨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要干预。
其次,我想建议韩国银行提高政策的透明性与可预测性。在像现在这样需要上调目标利率的情况下,为避免混乱,市场参与者自发而合理的应对最为重要,我认为韩国银行为此应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也就是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相信市场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