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ont color=ff0000>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7年5月号。</b></font><br>
警惕政治—产业复合体。他们为追逐私利而操纵游戏规则,全然不顾国民利益。本文提出解决之道。<br>
<br>几乎按任何标准衡量,美国的政治产业都在繁荣发展。如今的竞选活动似乎没有尽头,动员了竞选工作人员、民调机构、实务人员等大量人力。一流政治顾问需求旺盛,媒体的关注程度深不见底。整体选举开支(通常被用作判断政治产业成功与否的尺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只有一个问题:本应从产业繁荣中受益的人们(美国国民)的不满从未如此之大。据盖洛普调查,回答“对政治人物至少有一定程度信任”的美国国民比例去年9月创下历史最低。今年2月,近五分之一(19%)的美国国民表示,对政府的不信任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单一问题。相比之下,盖洛普调查受访者中只有9%认为“经济”是美国最严重的忧虑。
国民比以前更不满意,为什么政治—产业复合体(Political Industrial Complex)却在繁荣?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尝试把企业分析方法应用于美国政治。结论是,美国政治就是一个“产业”——呈现出与当下常见的企业反竞争形态类似的“双头垄断(Duopoly)”格局。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与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吉(Page)2014年的研究所揭示的,普通选民的偏好对国家政策几乎没有影响。
然而并非一直如此。美国政治体制长期为世人所羡慕。该体制曾增进国民利益,并造就了伟大的政策创新史。但今天的美国政治,对几乎所有重要的当前课题都只是绊脚石。
哈佛商学院的美国经济竞争力报告也得出结论:“美国政界在恢复繁荣与增长所需的所有关键政策环节上几乎毫无进展。”崩坏的政治体制骤然成为美国未来的最大威胁因素。
何以至此?一部分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过去数十年间,美国政治体制逐渐演变为代表追逐私利的民间团体利益、而非国民利益的形态:在普通国民未加留意之时,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扩大自身权力、削弱美国民主的规则与惯例。
事实上,“建国之父们”或许已认不出变化如此之大的当今美国政治体制。每天发生的许多政治活动,在宪法中完全找不到依据。政党与政党预选(Primary)、党团会议(Caucus)、投票参与法(Ballot Access Rules)、议员专用空间、由政党决定的分委员会事务、阻挠议事规则,以及无数惯例,都是宪法中没有的东西。它们正是使当前政治机能瘫痪的主犯。即便是美国第二任总统、建国之父中思维最为缜密者之一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也曾警告“新生国家不应陷入两党体制”。他还指出:“没有什么比共和国分裂为两大政党、各自聚集在自己的领袖之下、相互寻求对抗更可怕的事了。”
然而遗憾的是,这正是我们的现实。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如实承认现行政治体制是一个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它为参与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如前所述,问题的核心是由两大政党支配的两党体制。围绕它们形成了所谓的政治—产业复合体——利害关系交织的各类参与者支撑着这一产业:利益团体、游说者、民调机构、政治顾问、党派智库、势力强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当然还有媒体。事实上,所有产业参与者都站在保守或进步的某一方。
当前政治竞争看起来异常激烈。候选人众多、选举费用飞涨、媒体报道时时刻刻不断,都印证了这一点。任何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知道,竞争通常对客户有利。但在政治中并非如此,因为争夺选举胜利的竞争本身就是错的。而选举与治理又与利益相关者的反竞争串通有关。因此,这一产业的核心客户——利益团体与竞选资金捐赠者——主要受到两党权力中介者的保护。政治竞争并未增进国民利益,而是日益培养忠诚的资金捐赠者、动员党派化的预选选民。
这一产业的主要供应者与两党体制紧密相连。竞选顾问、民调机构、数据专家、募资人员、立法相关人士以及众多智库都属于此类。分裂为两个阵营的媒体亦是如此。众多电视频道竞相放大并再生产自己一方的观点。
无党籍候选人如今在筹措竞选所需资金和组建专家团队方面遭遇巨大困难(不属于两党体制的候选人,连登上电视辩论都不容易)。
从这一角度看,美国政治正在违反经济规律:当客户不满扩散时,新的竞争者就该进入市场。但美国政治产业实际上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政治中从未出现具有存在感的新政党。
政党长期扭曲选举过程、助长分裂,阻碍了问题解决与进步。党派化的选区划分(Gerrymandering)与预选在维持这一格局中起了很大作用。出自杰利蝾螈选区的议员,不但不顾全体国民及国民利益,连大选选民的利益也不在意,只想迎合本党党派化预选选民的口味。在狂热党员行使大部分投票权的政党预选中,中间派候选人被当作“稀有物种”。追求妥协的议员可能因更极端的党员在下一次预选中推出极左或极右候选人而尝到落选的苦头。中间派成了政治负面广告的猎物。简而言之,中间派议员正成为“濒危物种”。这意味着妥协已不再可能。
这种局面的最终结果,是两党体制不提出解决方案,只热衷于分裂国民。
稳固的两党体制阻挡新竞争者进入、人为限制选民的选择范围、为守住近乎垄断的市场份额而串通规则,这方面的证据随处可见。但反垄断当局似乎不会瓦解这一垄断体制(不幸的是,反垄断规定并不适用于政治)。
即便如此,也存在一些务实而良好的政治改革构想,有助于国民重新夺回对政治体制的控制权。以下介绍几条简明指引。
▶ 引入无党派预选。现行预选制度把竞选(以及治理)推向极端。但若把预选向全体国民开放,所有参选人都会转向争取全体选民而非本党进步或保守党员的支持。在无党派制度下,可以考虑不论党籍纳入所有参选人的预选方式,由得票前2名——若为前4名更好——进入大选。<br>▶ 实行无党派选区制。杰利蝾螈是为使多数党极为有利而人为划定选区的过程。其结果是竞争性席位减少、极端倾向的参选人当选、民选公职人员的责任被最小化。这种方式必须改变。<br>▶ 不应让特定政党控制参众两院的规则。应大幅缩减对日常立法与治理活动的党派控制权。若废除阻碍共识与协作治理的规则和惯例,美国亟需的法案将更顺利地进入公开、跨党派的讨论。<br>▶ 降低无党籍候选人的进入门槛。在极端且党派化的环境中,具备资格与能力的中间派无党籍人士很难出来竞选公职。要激活这一点,首先必须确立选举与资金制度,开启公平竞争。<br>▶ 采取利用参议院的策略。有一种相对快速、高效且有效的方法,可助解决当前的政治乱局:选出3至5名具有解决问题意志和目标意识的中间派无党籍参议员。他们可作为握有关键一票的联合体(Swing Coalition),不让任何一党获得多数党地位,并从中间要求变革(详情可查阅centristproject.org)。
其中部分措施已受到关注。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已制定无党派预选。近期反对党派化选区制的法院判决也是很好的起点。支持中间派及无党籍候选人的团体也在陆续成立。但要使政治体制恢复正常,需要包括大量政治支持在内的大规模持续努力。我们呼吁深知竞争根本重要性的商界,通过恢复健康竞争,帮助美国政治增进国民利益。
唐纳德·特朗普利用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通过极度分裂的竞选活动当选总统。但若他不属于两党体制,或许无法当选。这段时间里,政治—产业基础设施并未改变。但现在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到了恢复美国民主的时候。美国的竞争力和所有美国人的未来都取决于此。<br><br>
Seoul Economic Daily 财富韩国编辑部 / By Katherine M.Gehl and Michale E.Po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