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9月全罗南道顺天发生“9岁儿童被劫为人质”事件后,警方发表称“作为受害人的人质母亲A(44岁)与嫌疑人是交往关系”,即所谓的情人关系。A得知这一情况后抗议称“警方所称情人关系并非事实”,但当时已有数百篇报道见报。
# 2013年5月,某地方厅所属警察为掌握因未缴罚款而被中止起诉的B(35岁,女)的所在地,前往B的女儿C(10岁)的学校。他把C叫到教务室,逼问道“如果不老实说妈妈在哪里、电话号码是多少,就要挨罚。我要把你带走”。受到冲击的C不得不接受精神科治疗。
随着文在寅政府成立,警察迎来大转折期。新政府将检察机关列为改革首位,警察由此成为最大受益者。在侦查权独立带来地位提升的期待升温的同时,警察也承担起转变为“保护人权的警察”的课题。但从警察侵犯人权的案例来看,有人指出其前路依然漫长。
警察多年夙愿的侦查权独立与人权问题成为公共议题已有20年。过去每逢政权更替,警察都以命运相赌投入侦查权独立之争,但屡屡因检察机关与政界反对而受阻。1998年金大中政府时期警察首次提出侦查权独立要求,却因检察机关集体反对而使讨论本身中断,2005年卢武铉政府与2011年李明博政府时期也因意图守住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反对而告失败。
人权问题在当时也是警察的软肋。特别是2005年警察厅厅长许准荣宣布与检察机关全面对决,并作为人权革新方案设立了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人权中心与人权委员会。但因示威中2名农民死亡,引发警察过度介入争议,侦查权独立化为泡影,厅长也不得不辞职。10年后,2015年12月发生的白南基农民死亡事件至今仍拖住期待侦查权独立的警察的脚步。
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在现场感受到的人权体感度。自2001年11月至去年年底,国家人权委员会受理的针对警察的申诉共计16982件,仅次于拘禁设施的25616件,位居第二。但警察对人权委员会建议的接受率平均仅为64%。特别是2015年为1363件的申诉件数,去年增至1437件。尤其是人权委员会建议接受率在同期由94.4%大幅降至56.5%。
为实现侦查权独立而由警察自行设立的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人权委员会的情况亦是如此。包括首任警察人权委员长、梨花女子大学讲座教授朴敬绪在内的全体委员,于2008年6月为抗议对疯牛病烛光集会的镇压而集体辞职。在故白南基死亡事件发生的2015年11月民众总起义期间,任职警察人权委员的建国大学法学研究生院教授韩相熙也以同样理由辞职。
专家们一致认为,几乎不接纳外部意见的封闭组织文化,数十年来阻碍了警察向人权友好方向转变。庆熙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徐甫鹤表示:“警察严格适用法律的案例非常多,但对滥用公权力的警察严格适用法律的案例却难以找到”,“即便是为了国民的信任,也应对警察滥用公权力出台更为严格的强化问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