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生共赢而设立的同伴成长委员会,在无力状态中迎来2010年成立以来的最大关口。前政府的漠不关心与委员会内领导力缺失等因素叠加,甚至出现了“无用论”。但由于文在寅总统在10日“6·10抗争”纪念辞中强调通过经济民主主义实现社会大融合,而实现经济民主化必须依靠作为民间机构的同伴成长委员会的作用,因此要求包括选出新委员长在内重建组织的呼声正在扩大。
据业界11日消息,同伴成长委员会被大企业视为令人头痛的监管与干预对象,被中小企业视为没有实效、只偏袒大企业的组织,遭到双方的冷眼。与“解决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矛盾、奠定共同成长基础”的设立目的相比,它两边都不受欢迎。甚至连“做得好”“做得差”这样的评价都算是幸运。实际上,企业、学界和国会对同伴成长委员会的声音中,大多是“毫无存在感”“不知道在做什么”这类质疑其存在理由的反应。
上届政权的漠不关心被认为是拉低该委员会地位的最大因素。总统出席同伴成长委员会主要活动的事例,仅有2012年9月前总统李明博一次,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近5年来对同伴成长视而不见。业界的整体评价是,大企业参与共生的意愿也在弱化,作为无强制力的协议机构,同伴成长委员会的手脚被牢牢束缚。与此同时,委员长的责任论也不轻。在担任首任委员长的前国务总理郑云灿之后,经第二任柳长熙、第三任现任委员长安忠荣,同伴成长委员会日益无力。一位熟悉中小企业政策的相关人士指出:“委员长本可以提出工资和就业等多项共生议题并积极行动,但只抓住适合行业指定和同伴成长指数,自我划定了界限。”
在两极分化严重、中小企业与小工商业者处境艰难、同伴成长重要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界期待出现能体现新政府意志的“有实力的委员长”。目前安委员长的正式任期已于去年7月结束,但在“崔顺实干政”风波引发的混乱中无人接任,已“半自愿半被动”留任11个月。尤其是安委员长自2014年底起兼任韩国电力公社外部董事。同时担任“超级甲方”韩电董事与同伴成长委员长,也引发了不妥当的争议。业界认为,安委员长主动辞职可加快新委员长的任命与该委员会的正常化。对此,中小企业厅一位相关人士表示:“我们很清楚同伴成长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目前正在推进新委员长的审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