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31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居民例会的光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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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31日下午6时至9时。全国671万户、25万个“班”同时召开了班常会。班常会此前就已存在,但全国同时举行尚属首次。基本议题共8项,包括推广新村运动、传达长发管制标准、随身携带新居民登记证等。内务部制定指导方针并下发给全国的通长、班长。各地区还把帮助抚恤家庭、非法武器自首申报、夏季灾害预防、有害食品宣传教育等列为议题。全国同时举行班常会并无法律依据,而是奉朴正熙总统之命的内务部单方面决定的。

在新村日(每月1日)前夕举行的史上首次全国规模班常会在热烈气氛中结束。出席率78.5%。相比此前勉强过半的水平,民众参与度高出许多。这是内务部督促一线行政与警察组织的结果。洞事务所和派出所挨家挨户上门,要求居民承诺出席。一些被赋予“100%出席”目标的通长、班长甚至对缺席者罚款。尽管出席者多为妇女和老人,但各家都至少派出一人参加班常会。受成功鼓舞的时任内务部长官金致烈称赞成果说:“班常会是以色列和瑞士也实行的民主自治会议,李朝时代也曾有过。”

金长官的话只有一半是事实。韩国的班常会以宣传政权、强化居民控制为目的,与以色列或瑞士的直接民主相去甚远。不过朝鲜时代确实存在类似制度。当时有“五家作统”,即把五户视为一体,在无力承担兵役或税赋、或藏匿逃亡者与罪犯时共同承担责任。强占朝鲜的日本殖民当局也建立了类似组织。1938年7月,在国民精神总动员朝鲜联盟下属的各地方联盟之下,以10户为一个单位,称为“爱国班”。

日本也出现了名为“邻组”的爱国班,但最先开始的是朝鲜。随着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打算把朝鲜作为兵站基地的日本当局着力推动“朝鲜人的自律性协作”与“强化控制”,爱国班便是其产物。爱国班活动无所不包,从思想控制到强制节俭、配给控制、乃至征募战斗兵(志愿兵),承担了最末端的行政职能。但朝鲜人的响应并不热烈。强迫效忠日本当局与日本国王以及人力东远集团招致了反感。

日本当局通过配给掐住朝鲜人的咽喉。只有参加爱国班才能领到配给票,有配给票才能买到粮食。日本当局使得不加入爱国班、不出席活动就根本无法生活。据著述家金焕表的《社会文化史探究——班常会的历史》(月刊《人物与思想》2011年4月号),截至1942年,爱国班数量为37万个,爱国班成员达450多万人。当时朝鲜的户数为492万户,实际上等于所有家庭都加入了爱国班。

随光复而消失的爱国班,被谋求强力一人执政体制的李承晚政权于1948年以“国民班”之名复活。国民班的目的是监视和控制民众。班长由警察任命,班常会也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召开。国民班的威力体现在选举中。通过国民班组织,把执政党候选人的宣传品分发到每一户。甚至把国民班成员编成三人组或五人组进行集体投票的舞弊行为。1960年3·15选举前,打破班常会每月一次的原则,随时召开,为执政党候选人的选战助力。

随4·19革命自由党政权崩溃而消失的班常会,随5·16军事政变再度复活。国民班也于1961年7月以“重建班”之名复活,班常会每月召开。班常会的作用毫无变化。一旦有在野党的竞选演讲,白天就召集班常会,摆开米酒宴席。在为朴正熙总统三连任而进行的第六次修宪(1969年)前夕,班常会更趋政治化。朴正熙政权每月举行两次以上班常会,宣传政权。还给洞长和班长发放年末奖金,尽管金额不多。到了选举季节,妇女们在班常会上喝米酒喝醉,高声唱歌吵闹,登上了报纸社会版。

朴正熙政权并不在意这些批评,反而力图强化班常会的控制功能。利用公务员组织检查出席率,分析居民成分,监视需要注意的人物。1972年10月维新体制之后,这种倾向更加强烈。1976年首次举行的全国同时班常会,其目标也在于“国民总和”。在朝鲜8·18板门店斧头暴行事件后,比原定日期提前6天举行的班常会上,有187人写下血书谴责北傀暴行,149个班举行了金日成火刑仪式。然而出席率却越来越低,因为抱有反感的居民增多。1979年10·26朴正熙总统被刺后,班常会也失去了力量。

逐渐失去生命力的班常会,随全斗焕政权的登场重新获得力量。在短短8个月内从陆军少将换上总统外衣的全斗焕,作为统治者的第一个行程便是参加延禧洞的班常会。打开电视,处处都在报道此事。两家无线电视台的三个频道一齐以“全体国民迈向新时代”为名播出赞颂全斗焕的特辑节目。第五共和国治下的班常会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自日本殖民时期延续下来的副作用。它是万人对万人的监视,并在1987年总统选举中被滥用为执政党候选人的选举工具。

第五共和国时期的班常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现象。随着公寓增多、人人参与投机,“房产中介式班常会”登场了。居民在班常会上串通公寓价格的风气自此抬头。平时对班常会漠不关心的家庭,也一定会出席讨论公寓买卖价格的班常会。就“不要低价卖房”达成一致的居民之间互写“践行保证书”。班长们挨家挨户收取保证书,出租给租客的房子则通过邮寄通知原房主,取得保证书。

时代变了,政府仍难以割舍把班常会作为政权宣传手段的念头。1989年8月举行的班常会上,各地展开了文教部与全国教职员劳动组合的理论斗争。面对散发200万张“教员工会主张的真教育是伪装的民众教育”传单的文教部,全教组所属教师积极出席班常会,说明全教组的正当性。政府越是把班常会当作宣传手段,出席率就越低。1980年代后期跌至40%以下。1992年总统选举中,在野党把废除班常会列为竞选承诺。

打出“文民政府”口号的金泳三总统在就任首年1993年,把班常会的性质从政府宣传和官方主导转变为民间自律。1995年起由地方自治团体自行判断决定班常会是否存续。此后,作为政治控制手段的班常会实际上寿终正寝。在大城市,它主要只被用于抬高公寓价格。维持地区特色班常会的地方屈指可数。据撰写《班常会的历史——从国民东远集团与控制的手段到利益集团化》(月刊《人物与思想》2011年4、5、6月号)的作家金焕表分析,仅存的班常会的利益集团化现象,与对公共领域的不信任密切相关。这听起来是说,对滥用班常会的政治的不信任,摧毁了地区社会的自律功能,催生了只专注于经济利益的现象。*

/论说委员兼资深记者 hon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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