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
文在寅总统从候选人时期就强调的家庭负债相关承诺之一,是“下调法定最高利率”。其宗旨是降低金融公司向个人放贷时可收取的利息上限,以减轻普通民众的负担。但业界主张,这一“最高利率下调”反而会把低信用的普通民众赶向非法私人借贷。今天的“今日焦点”,我们与金融证券部金成勋记者一起了解文在寅政府下调法定最高利率承诺的副作用是什么,又有哪些解决方案。
[主播]
您好。
[记者]
您好。
[主播]
文在寅总统在当选前就承诺下调法定最高利率,具体内容是什么?
[记者]
是的,“下调法定最高利率”是文在寅总统“家庭负债三大根本对策·七大解法”承诺之一。
即通过降低普通民众主要使用的储蓄银行、信用卡、资本公司等第二金融圈和放贷公司的利率,减轻民众负担。
主要内容是将放贷业法规定的最高利率从现行27.9%分阶段下调,在文总统任期结束前降至20%。
今年作为落实承诺的第一步,计划下调放贷业法规定的最高利率,使其与利息限制法规定的最高利率25%统一。
利息限制法适用于个人之间的资金交易,放贷业法适用于金融公司与个人之间的交易,此举意在使这两部法规的最高利率一致,消除差别。
[主播]
原来如此。但一味下调最高利率未必只有好处,会有哪些副作用呢?
[记者]
是的,下调法定最高利率确实会减轻使用高息贷款的普通民众的负担。
但最高利率下降后,为弥补减少的利息收益,金融公司会大幅削减对相对更可能无法还款的7级以下低信用者的贷款,受此影响,低信用者借不到钱,可能被迫转向非法私人借贷。
实际上,2015年9月7~10级低信用者中使用放贷公司的人数为94万人,但在最高利率下调后,到去年底减少至84万人,降幅接近10%;而2015年约33万人的非法私人借贷使用者,去年激增至43万人。
人均非法私人借贷使用金额也从2162万韩元增至3159万韩元,增加近1000万韩元;整个非法私人借贷市场规模去年达24万1144亿韩元,一年间增长逾一倍。
这正是有人担忧为减少家庭负债却导致非法私人借贷增加、出现另一种气球效应的原因。
[主播]
也就是说,有人负担减轻,同时也有人背上更大的债务。法定最高利率下调对放贷业界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吗?
[记者]
没错,2012年底韩国国内放贷业及放贷中介公司数量约为1万1000家,到去年6月已减少至8980家。
同期个人放贷业者数量也减少了2000人以上。最高利率下降后,成本结构脆弱的小型放贷公司无法盈利而歇业。
韩国国内十大放贷公司的总资产则从2013年底的5万8000亿韩元反而增至去年底的9万1000亿韩元,呈现出抵消最高利率下调影响的态势;但通常法定上限利率下调需要2~3年才会体现出来,因此有人指出,当过去高利率时期发放的贷款到期后,整个放贷业界可能陷入萧条。
[主播]
看来不仅是普通民众,放贷业界也可能因最高利率下调陷入困难。那么低信用民众与放贷业界共生的方案没有吗?
[记者]
是的,专家们强调,不应盲目设定数值下调法定最高利率,而应先分析放贷公司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善成本结构。
第二金融圈相关人士强调:“只要减少贷款后恶意个人破产不还钱的道德风险,第二金融圈和放贷业就会有下调贷款利息的余力。”
像日本那样允许放贷公司从银行融资或发行公司债,也被视为值得研究的替代方案。
对于因最高利率下调而使低信用者难以获得新贷款的“气球效应”,专家建议应通过扩大阳光贷款、换贷计划等金融福利来解决。
[主播]
我们与报道局金成勋记者就文在寅总统下调法定最高利率承诺的副作用及解决方案进行了交流。
感谢您今天的讲解。
[记者]
谢谢。
[视频编辑 李韩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