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29 | 정민정 기자

[#为她的创业加油]曾是X JAPAN铁粉的她,闯入“空间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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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迷上X JAPAN等J-POP(日本流行文化),热衷于线上粉丝俱乐部活动。那时学到的网络技术,日后成为她在社会立足的坚实资产。步入社会后,她投身青语岚学院、无私教育忧虑世界等非营利团体,打开了看世界的新视角。在意识到地铁沿线的闲置空间因租金高昂而无法被充分利用后,她开始运营办公空间共享平台,投身于“空间流通”这一全新概念的事业。这就是为时空赋予价值、受到创业圈关注的SpaceCloud掌舵人郑秀贤(33岁·见图)代表的人生。

从小学起她就一直担任班长、副班长,班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她都自愿充当“解决者”。

“即使偶尔没被选上班长,有一件事我一定会做,那就是‘班级记录员’。我特别喜欢把班里发生的事细致地记录下来。现在也一样,无论是日记还是公司相关的工作日志,我都喜欢细致地记录点什么。可以说是对日常内容有执念。要想获得老师的信任,把记录做好、尤其是具体细致地留下记录很重要,这一点也是那时亲身体会到的。”

升入高中后她参加了纪律部活动。既讲义气又有领导力,因此在同学中很受欢迎。她在同龄朋友中人气高的秘诀之一,是领先一步的演艺圈资讯。文艺汇演时她和朋友们组队模仿Young Turks Club或H.O.T的舞蹈,还制作按血型分析性格的图表,每到课间为同学分析性格、主动提供咨询,引来阵阵惊叹。

即便如此,对她而言最大的乐趣还是收集J-POP(日本流行文化)。她尤其沉迷于1990年代中后期红极一时的X JAPAN,不仅把X JAPAN的歌曲全部记熟,还热情到进入日本国内X JAPAN粉丝俱乐部主页,把热门视频链接挂到自己的主页“Sunny Days”上。

“当时正是从个人电脑通信更进一步、互联网开始普及的时候,粉丝俱乐部活动也在线上进行。我自学了Photoshop、Flash、HTML等网络技术,热情地为X JAPAN做宣传。”

2000年代初,国际电话费高得惊人,她还因此被父母责骂。因为她每天登录Yahoo Japan,收集X JAPAN、SPEED(女子组合)、宇多田光(唱作人)等人气艺人的资讯。接触日本多样的大众文化内容,她自然而然地向往J-POP,并在向同龄群体传播这种文化时感到一种奇妙的喜悦。

“我学Photoshop的理由只有一个。我想把喜欢的艺人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合成,就用Photoshop来做。把X JAPAN的队长YOSHIKI,或者英国四人男子组合‘Westlife’主唱Mark Feehily的照片下载下来,和我自己的照片合成。”

像同龄朋友一样平凡地度过高中生活的郑代表,以03级学生身份进入基督教大学韩东大学,迈入了新的世界。

位于庆北浦项的韩东大学成立于1995年,郑代表入学时还是一所创校不满10年的新兴大学。当时学校和学生最大的课题就是“让校名为人所知”。喜欢积极推进事情的郑代表加入了学校宣传社团“Nanumi”第9期,致力于把大学的创立宗旨、教育理念等制作成多样内容,走访全国高中进行宣传。在她加入之前,学校连主页都不完善,于是她充分发挥高中时学到的网络技术,制作了官方宣传页面。

“当时全校学生只有3000人左右。学校在浦项的山里,要进市区得坐大约30分钟的公交车。整天待在同一个空间,学校本身就有很强的社区感,那样的共同体生活对熟悉基督教文化的我来说也正合适。”

在参与学校宣传团活动的过程中,她接触了大量学生,并对自己在韩东大学这个社区中角色不断变大感到满足。从三年级起,她产生了想当学生会主席的强烈愿望,并投身学生会选举。

“因为我是在基督教世界观基础上、在‘大联盟’文化里成长起来的,所以比谁都自信。手机里存的同学和学长学姐号码就超过1000个,我自信没有哪个候选人像我一样与他们关系紧密。从二年级起就可以参选,我参选了三次,却接连落选,之后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我一边寻找自身的不足一边苦思,有一天偶然发现,手机里存的朋友当中没有一个非信徒。我只和自己围栏内的人来往,还误以为与这些人构成的社区就是全世界。当时受到极大冲击。在我认为安稳、自己舒适的联盟里我什么都能做,但一旦走出去,我就什么都不是。当时对‘联盟之外的世界’麻木的反省,日后成为改变我世界观本身的重要契机。”

那是2007年初。把毕业推迟一年的郑代表,从那时起开始认真思考该怎样生活。她反省自己虽然喊着要改变世界,却没能真正走进世界,于是在剩下的一年里在校内一个名为“圣经韩国”的地方活动。那是一种社会实践性的基督教社区,在那里她受推荐读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这本写于约130年前的书深入探讨: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富足,为何仍有大量民众无法摆脱惨状般的贫困。作者分析认为,富足中的贫困源于使人类潜能无法充分发挥的因素,而那正是收入不平等以及围绕它产生的社会矛盾。

也许正是从这时起,“健康的空间流通”这一概念开始在郑代表脑中成形。她坦言:“接触圣经经济学后,我开始有了问题意识——怎样才能让土地的价值与社会共享”,“那是一段在反省自己长期被困在自筑的城墙里的同时,为毕业后如何走进世界而苦苦思索的时光。”

经过深刻思考后,她决定进入非营利团体。起初父母有些慌乱,但在问过“这真是你想做的事吗”之后,很快就答应了。

她迈出第一步的地方是青语岚学院,这是由崇义高志教会(现在的“高志联合宣教会”)运营的人才培养机构。由金东浩牧师开拓的高志崇义教会,从2001年起借用崇义女子大学的小礼堂做礼拜。随着出席教友人数超过5000人、出现建堂需求,2007年该教会做出破格实验,离开崇义女子大学,分立为高志青绿教会、高志正义教会、高志光成教会、高志天空教会。这些教会都借用学校礼堂等作为礼拜堂。高志联合宣教会打出的旗号是,不建礼拜堂,而是建造“看不见的圣殿”。2007年以后,他们把为建堂筹集的200亿韩元用于贫民自立、人才培养、统一准备等支柱性事业。作为代表性的人才培养机构,青语岚学院以人文、社会、文化艺术、神学等多样的大众讲座而广为人知。

郑代表从2008年起在青语岚学院担任干事四年,负责学院管理业务和空间租借等日常事务。她主要负责明洞青语岚,把包括地下大型厅在内的6个研讨室共享给有需要的团体。

“一般教会运营的话只借给基督徒,但青语岚也借给非信徒。只要是健康的社会团体,我们就免费出借空间。一名女干事独自管理一栋6层建筑并不容易,但那4年在我人生中是真正有意义的时光。每天都有各种研讨会举行,能自然地接触到当时我们社会中被共享的优质内容,也可以说是幸运。面对大学时期未曾经历的社会议题,我自己感觉像是在青语岚又上了一次大学。”

离开青语岚学院后,她在一个名为“无私教育忧虑世界”的团体活动。该团体的宗旨是,从以应试私教育为中心,转向制定以理想职业发展为中心的教育政策。郑代表从研究大学如何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入手,深入探究青年不靠大学文凭也能进入社会并取得成功的方法,自然而然触及青年创业这一主题。但在这一过程中,她意识到最重要的是物理空间。无论是开发技术,还是组队推进创意,她都认为关键在于必须有一个能与团队成员一起探索事业方向的物理空间。然而在韩国,稍好一些的地铁沿线租金高得离谱,对青年创业者而言只是“看着好看的糕点”。

“我想起在青语岚活动时免费出借空间的经历。我觉得如果能拿到共享办公空间,会有助于创业公司发展初期业务。”

实际上,据她2012年的调查,全球约有2000个共享办公空间,而韩国不足10个。

郑代表说:“反正能进大企业或公共企业的位置本来就不多”,“我相信要让青年创业活跃起来,就必须增加能共享有限空间的‘共享办公空间’。”

她说,Impact Hub的案例在脑中一闪而过。2005年在英国伦敦开门的“Impact Hub”,在全球63处设有“Hub”,有约1.1万名会员在其中活动。它由筹备社会企业的人们聚在一起创办,只要缴纳月会费,就可以在全球任何一处Impact Hub连锁点办公。

“如果韩国也有只要以会员制缴纳会费就能使用的空间会怎样呢”,这样的念头掠过脑海。

当时Impact Hub的会费为每月20万韩元左右。她觉得对尚无特别收入的青年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她思考,能不能有一个空间,只收取她视为共享办公空间首要目标客群的一人企业、创作者、作家、准创业者所能承受的会费来运营。

带着这样的思考,她每次见人、或在公开活动场合,都会讲解自己构想的共享办公空间模式。有人反应冷淡,也有人表示理解但持怀疑态度,认为现实中很难实现。后来她偶然与一位牙医结下缘分。

对方说,自己在北仓洞租下一栋4层建筑,计划把2层做成牙科诊所,其余空间还没有使用计划,问她能不能接手来做。这是意料之外的提议,但对她来说是最佳条件。位置紧邻光化门、属于超优地铁商圈,而且3层和4层的空间可以多样化利用,也很有吸引力。

这就是诺亚项目的开始。灵感取自诺亚方舟,宗旨是成为创作者的方舟。共享办公空间的品牌也定名为“Space Noah”。2012年12月,她登上了诺亚方舟。

“月会费定为10万韩元。每月平均租金支出无法超过20万韩元的青年被称为过渡期青年,我们就以他们为目标客群。他们正处在必须决定自己人生方向的重要时期,目前没有稳定收入、处境不安定,所以必须尽可能降低他们的月租负担。”

不久口碑传开,同一时段就有30~40名青年聚集,热闹非凡。他们在不同环境中成长,却很快熟络起来、建立人脉,还出现了一起创业的青年。郑代表感到难以言表的欣慰。

但虽然靠他们缴的月租解决了房租,人力成本等却完全无法弥补。她开始配合晚间和周末等没有使用者的时段做场地租借业务。她同时开展在青语岚学院学到的媒体教育以补贴运营费用,并周密安排计划,使场地租借不出现空置。她推进了圆圈基金会开展的空间共享项目“开放内容实验室”,还与首尔市携手,经她之手诞生了“青年空间·无重力地带大方洞项目”。无重力地带大方洞是不足100坪的小空间,开馆仅一年会员就超过2000人,取得巨大成功。她就这样以共享空间这一价值为核心,参与各种项目并积累诀窍。就这样她一直疯狂地工作到2013年12月,而且真心感到幸福。

对利用空间的商业模式开了眼的她,于2014年1月以Anspace之名创业,含义是连接N个空间。8月,她从社会创投机构Sopoong获得3000万韩元投资,正式启动系统开发。要找到既能做主页又能做应用的开发者并不容易。

“听说济州岛有符合我们要求的开发者,四处打听后就去了。当时公司还处在初创阶段,好不容易安排出差行程才下去的。”

她花了几个小时口干舌燥地讲解公司愿景以及能提供给开发者的待遇,约定等待答复后便登上飞往金浦的班机。但刚坐到座位上就收到短信,对方委婉表示这件事自己恐怕难以胜任,予以拒绝。

坐夜班飞机返回的路上,她流下滚烫的泪水。家底并不宽裕却掏出差旅费跑了一趟,却毫无成果地返回,令她心痛。更进一步,她甚至产生了“这个服务是不是世界并不需要”的自责感。在找不到合适的开发者时,Sopoong代表林俊宇介绍了由Daum开发者出身者创办的风险企业UFO Factory。他们按照Anspace能承受的预算开始开发原型(样品)。经过数月工作,次年即2015年2月,得以推出博客形式的原型。主页名称定为“SpaceCloud”(http://spacecloud.kr),意为帮助共享空间的闲置时间。

当时在有500~600个空间登记的状态下提供服务,而最紧迫的是接入支付系统。情急之下接入了初级水平的支付系统,但客户使用便利性不佳。

郑代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让支付系统更为高级。后来她想到,是否可以利用Naver Pay。2015年7月,她拜访了如今已成为NAVER集团代表的服务总管副社长韩星淑。

“我带着我们的企划书努力讲解。幸运的是韩代表对共享空间这一概念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需要的服务NAVER集团都有,所以我迫切请求为了青年们的共享空间帮帮我们。也许那份迫切奏效了,韩代表决定从政策层面给予支持,多个开发团队参与了我们的系统升级工作。也许是看好我们服务的价值,后来NAVER集团投资17亿韩元,取得40%以上的持股,成为第二大股东。”

去年1月到4月的三个月间,她与NAVER集团一起全面开展了服务开发工作。2015年底发布改版通知时确认的房东(空间经营者)有1000人,但开发结束后再联系时,据说只剩下650人左右。郑代表惋惜地说,这也反证了个体经营有多难维持。

目前全国有约3500个团队的房东,其中首尔等首都圈达3000个团队,主要位于合井、弘大、钟路、光化门、汝矣岛等地铁商圈。流通的空间达8000处。比创业初期空间增加了5倍,营收增长了10倍。去年交易额为15亿韩元,今年目标是40亿韩元。由于手续费在10%左右,实际收入并不大,但随着交易额扩大,公司也有望成长。

郑代表说,她对空间共享事业抱有使命感。

“这是一个空置空间越来越多、空置率不断上升的社会。这并不是因为(空间)没用,而是因为有很多建筑没能反映市场需求,这才是悲剧所在。不让那样的空间被闲置,而是提供给需要空间的人,成为这样的平台,正是‘SpaceCloud’的目标。业主通过开发服务创造新的收益,需要空间的人不必为没有空间而发愁,我们扮演的就是桥梁角色。用空间打造新概念的房地产服务,做到让所有人共赢的健康的空间流通,创造一个不必为空间发愁的世界,这就是我的梦想。”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空间呢?她说,空间是人的“基本权利”。

“我认为,需要的不是在市场经济中以机械方式分配空间,而是能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匹配、让空间被用起来的服务。这也正是流通平台的作用。”

记者问她作为创业者,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事业、面对世界。

“做事业的过程中,我遇到了比我拥有更多社会基础和资产的人,在他们大大小小的帮助下,我获得了实现梦想的工具和勇气。做事业时,想要实现某件事的目标越健康、越积极,似乎就会伴随越多的关照与理解。也许这就是‘真诚’的力量吧。如果你是想让社会变得更积极的人,那就递上出师表吧。把自己的才能和善意用在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地方,我相信一定能朝好的方向做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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