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年5月29日凌晨1点半,夜的静寂骤然被打破。号角声、鼓声与奥斯曼土耳其军的喊杀声迸发而出。君士坦丁堡的教堂钟声也一齐鸣响,向全城宣告敌军进攻开始。曾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繁盛一时的君士坦丁堡,此时仅剩5万余人。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拼凑起的军队只有4983人。再加上威尼斯、热那亚等外国人2000余名,也不过7000人左右。相反,由21岁的年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指挥的奥斯曼土耳其军超过17万人。
尽管兵力差距悬殊,君士坦丁堡的士兵仍怀有能够生还的期待。因为建在三面环海的天然要地上的君士坦丁堡,拥有护城河与三重城墙,是坚不可摧的要塞。此前经历的23次大规模入侵中,也总是在寡不敌众的状态下作战。这次也是如此。土耳其军发起进攻是在4月6日。在被完全包围、主要港口被占领的情况下仍坚守了53天的围城战中,迎来了土耳其军的全面进攻。
土耳其军三天前定下大规模进攻日期后并未刻意隐瞒。土耳其军营中一些基督教士兵向城墙射出载有情报的箭矢,通报苏丹的计划。土耳其军公然填埋护城河、架设大炮,并把投石机等攻城武器布置到进攻位置。在预告的进攻之日撕破凌晨空气的土耳其军,一直到凌晨4点发动波浪式攻势,却毫无所获。就在土耳其最精锐的步兵部队耶尼切里军团出战之际,城内发生了骚动。
热那亚兵力的指挥官被枪击中后,要将其后送的热那亚雇佣兵与认为战事正酣不可后送的希腊军之间发生了意见对立。土耳其没有错失机会,猛烈进攻,逐一占领了望楼。厚重的城墙也被摧毁,土耳其军蜂拥而入,君士坦丁堡最终迎来末日。自寻找罗马帝国新首都的君士坦丁大帝建城(330年)起1123年18天之后,君士坦丁堡与东罗马帝国灭亡。广袤的领土不断缩水,最后只剩君士坦丁堡一城,实际上沦为自由贸易港,但被称为坚不可摧的城墙为何会崩塌?
君士坦丁堡是从内部崩塌的。据明知大学史学系教授黄元浩的研究论文《中世纪拜占庭贵族集团的革新与变迁(7世纪—12世纪)》,当时以能力为本的人事制度已经损坏。拜占庭上流社会至少在11世纪之前对外国出身者也开放晋升与出仕之门,但此后沦为封闭的特权集团,帝国也失去活力。富裕阶层和大臣们的子女为逃避兵役大批出国留学和移民,以贸易为目的居住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也动辄相互龃龉。东西教会之间礼拜形式以及对圣像、圣物的认知也不同,希腊人与西欧人彼此视如仇敌。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年)中留下这样的话:“与其问东罗马帝国为何灭亡,倒不如惊叹它为何能存续如此之久。”
决定性的祸根在于,那些主张一切圣像、圣物皆为偶像、反对与西罗马教会和解与统合的人离开了。反圣像派1.5万余人被纳入土耳其军,把长矛与弓箭指向君士坦丁堡。在最后的防御战中,内部的失误也决定了胜负。希腊人与热那亚人在敌前分裂,遭到土耳其军的总攻,但若不是土耳其士兵偶然发现的秘密通道没有关闭,胜负或许会拖得更久。内部的分裂与小小的失误,断了帝国的命脉。
轻视科学技术的风气也助推了亡国。炮身长8.2米的“土耳其大炮”制造者、匈牙利人乌尔班最初曾来到君士坦丁堡,提议制造击退异教徒的大炮,却被赶走。相反,听到这一消息的年轻苏丹找到乌尔班,支付了他所要求金额的4倍,造出了巨炮。乌尔班的土耳其大炮发射速度慢,每3小时只能发射一发,但以重609公斤的炮弹击碎了坚固的城墙。土耳其军还展示了把船送上山的奇妙战术:舰队进击被保护君士坦丁堡内港金角湾的铁链阻挡后,苏丹削山开路、铺上木枕木,把战舰搬运过去。从山上驶下的土耳其战舰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战意。
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灭亡带来了历史的反转。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香料与瓷器的陆路进口通道被切断,商人们转而寻找海路。将西方推上世界史中心的大航海时代由此开启。逃出君士坦丁堡的学者们也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以把约800卷希腊手抄本运往威尼斯的贝萨里翁神父为代表的拜占庭学者带来的古希腊、罗马古典译本,恰与此时发明的古腾堡金属活字相结合,使知识迅速传播。
被土耳其大炮震惊的各国埋头研究枪炮与火药。在模仿土耳其耶尼切里军团(选拔基督教少年培养为职业军人的常备军)引入常备军体制的过程中,专制王权自然萌芽,欧洲步入近代。作为基督教抵御伊斯兰与Tongyang的屏障,君士坦丁堡的终结反而刺激了西方的发展。短期内最大的受益者是哈布斯堡家族。中欧虽然比巴尔干受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更小,却夸大土耳其威胁,巩固了作为中欧强国的地位。
不只是哈布斯堡。整个欧洲竞相宣称土耳其威胁巨大。各国都把内部不满转向土耳其这一外部对象。连强调普遍人类之爱的伊拉斯谟也在《伊拉斯谟对话集》中留下了厌恶土耳其的言论。“……信仰正在动摇,圣餐受到怀疑,反基督正在逼近。整个世界充满了不可知的灾祸,土耳其人正威胁着要征服这个世界。即使他们的目的达成,也绝不会停止破坏。”《屠杀婴儿的土耳其军》等插画也通过金属印刷机广为流传,伊斯兰的形象进一步恶化。
俄罗斯也受到影响。自罗斯(古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978—1015)自行改宗东方正教、并开始让全体罗斯人受洗以来,500年间一直处于边缘的俄罗斯教会,在拜占庭灭亡后自称“第三罗马”,逐步确立国家框架。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与士兵一同战死,但象征皇帝的若干器物历经波折被运往俄罗斯。俄罗斯皇室以混有拜占庭帝国血统为荣。作为近代国家而拥有自信的俄罗斯宣称“继承拜占庭的俄罗斯正教会是东方教会的正统”,不断扩大教势。
得到夙愿之地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将其名字改为伊斯坦布尔。市内主要教堂变成了清真寺。问题在于,到此为止了。自占领君士坦丁堡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再未继续扩张。原因是沉醉于胜利,未能把危机认作危机而安于现状。即便伊斯兰兄弟被逐出伊比利亚Bando C&S(收复运动,1492年),在第一次维也纳攻防战(1529年)、勒班陀海战(1571年)、第二次维也纳攻防战(1683年)接连失败,也未能摆脱对西方的优越感。
奥斯曼土耳其的内部也逐渐病变。对构成多样的帝国臣民的宗教自由与文化宽容消失,帝国走上衰退之路。早期的奥斯曼土耳其并非如此。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年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母亲也是西欧的基督教奴隶出身。据首尔大学西洋史学系教授李恩静的研究论文《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战略》,整个19世纪不断尝试的中央集权化与拙劣的国民整合成为帝国崩溃的开端。也就是说,在伊斯兰教徒与非伊斯兰教徒相互协作、在文化和技术上都实现进步的黄金时代普及的宽容原则消失了,帝国的统治也随之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