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全球市场上,苹果的负面行为备受关注。为把下半年推出的iPhone价格压到与Galaxy S8相当的水平,苹果突然变更与合作企业的合同,并把原本外包的部分突然转为自主开发。例如,苹果在4月初突然通知英国图形技术公司Imagination Technologies终止交易,该公司股价因此暴跌70%,遭遇不幸。由于突然解约或更换供应商实在频繁,对苹果合作企业的投资甚至被比作“俄罗斯轮盘赌”。但在全球市场上,没有人去约束苹果的这种行为。正如无法管制丛林中狮子捕猎水牛一样,在弱肉强食逻辑主导的全球市场上,谈论“约束强者霸道”或“共同成长”并不太合适。
另一方面,近期刊登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美国前国务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的专栏受到关注。他就韩国经济指出,三星集团的领导力危机与不确定性加深了对经济持续增长可能性的疑虑,同时主张韩国财阀是韩国经济的强项之一,试图将其解体并不明智。
随着新政府上台,财阀政策相当受关注。新政府的政策主要聚焦于财阀改革与治理结构改善。可以看到,短期是强化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权限与罚款制度,长期则提出在地方政府设立公平交易相关机构、废除公正交易委员会专属告发权的方案。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崔顺实门之后急剧恶化的舆论影响。
但必须明确,治理结构没有标准答案。同时也应考虑到,对暴露于全球市场惨烈竞争体制下的我国企业,仅在国内施加格外严厉的监管,可能对这些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在国内看似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企业,从全球水平看可能只是普通水平的企业。此外还应考虑到,它们是在全球市场上代表我国经济打经济战的主力选手。进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具备创造面向未来增长动力能力的企业正是它们,这一点也很重要。政府予以支持和引导,但最终须由民间为中心进入新产业并取得成果,因此进军新产业不可避免带有政企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性质。更何况,新政府提出的如此重要的议程——创造就业,最终也要由民间来完成,这一点同样值得关注。政府靠征税创造的岗位在范围和数量上都有限。政府应当做好监督或教练的角色,若连运动员的角色也要包揽,就会产生副作用,比赛节奏也可能被打断。
如此看来,大企业从改革视角看是监管与规范的对象,但从成功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创造就业的视角看,则是与政府协作乃至伙伴关系的对象。必须在对这种微妙位置的综合认识基础上进行总体性的接近,若只强调一面而采取“碎片拼图式”的做法,中长期很可能产生相当大的副作用。进而,若把与企业的沟通一概视为勾结,或把政府为达成政策目的而引入的适当激励机制视为特惠,那么所期望的政策效果将极难实现,这一点也须认真考虑。
近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十分艰难。越是如此,就越迫切需要在国内视角与全球视角之间、在作为改革对象与合作对象的大企业定位之间取得适当协调。殷切希望以更综合、更总体的视角来实施大企业政策。尹昌贤 首尔市立大学经营学部教授·公共资金管理委员会民间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