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文在寅总统在大选承诺中提出的、为应对保护主义贸易蔓延而强化通商组织能力,出现了多种解读,我国通商体系的混乱正被放大。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重新谈判、中国对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的报复、主要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等,使经济外交成为核心议题、亟需应对,但通商体系却只顾关注“组织命运”将会如何。更何况,美国和中国为提升本国企业竞争力,正构建涵盖产业与贸易、通商的治理体系并加大施压力度,而我国却与全球趋势相反,出现将通商重新从产业中分离、独立组织化或与外交合并的方案,因此也有人担忧应对能力被削弱。
据17日相关部门消息,文总统在承诺中提出的强化通商组织能力方案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协调功能 △通商外交专业性 △积极强化国际通商争端应对能力等。当时并没有强化通商能力的具体计划。不过在大选竞选过程中曾表示要将通商组织重新移交外交部。对此,不仅相关部门,学界也给出了分歧的解读。内容多样,从设立独立通商组织,到归属外交部,再到留在产业部但由青瓦台指挥等。目前已确定的仅是在青瓦台新设通商秘书官,预示其将发挥控制塔功能。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表示:“除新设通商秘书官外,青瓦台尚未给出明确指针,大家都很困惑。”
问题是围绕经济外交的环境正日益恶化。美国对我国主力出口品种钢铁适用“不利可用信息(AFA)”“特殊市场情况(PMS)”条款等,征收“惩罚性关税”,并以巨额对美贸易顺差为由要求韩美FTA重新谈判。中国也以朴槿惠政府部署萨德为由,利用非关税壁垒等持续实施贸易报复措施。现实是,即便举全政府之力制定周密战略应对也已相当吃力。
关于通商组织的治理体系,专家意见多样。反对恢复外交通商部的人指出当前形势严峻。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安德根表示:“仅交接就又要花几个月,这等于比赛中换人。”他接着说:“创造大量就业最终靠的是培育制造业的产业政策,而通商是支撑产业的。主要发达国家大多在产业政策体系内做通商也正因如此。”他还表示:“因为外交通商部时期谈判做得好就把通商搬到外交部,这是本末倒置。”实际上,美国已从过去由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独揽通商政策,转向以商务部为中心的体制,以便与制造业培育、缓解贸易逆差、创造就业等相衔接。中国也以商务部为中心,由处理国内产业政策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主导通商。二十国集团(G20)国家中,制造业强国日本、德国等16个国家均以产业通商型组织为中心推行通商政策。
也有意见指出,若改编为外交通商部,在制定超大型FTA等长期通商战略方面可能会有所疏忽。尤其是,与在谈判中可能处于守势的强国之间的FTA已告一段落,剩下的是与发展中国家等缔结协定,因此更需要能够与产业政策相衔接的组织。
当然,围绕外交安保与通商的整合问题,意见也相当对立。梨花女子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教授崔元穆表示:“韩美FTA重新谈判问题与防卫费分担金挂钩,解决萨德问题在安保层面也有需要让步之处,而以现在的通商治理体系是不可能做到的。”他说:“外交与安保和通商应当同行,这是对的。”不过他同时表示:“通商政策可能被外交部内传统上最有实力的北美局、东北亚局等地区局的声音压过。”他认为由委员会层级的上位组织掌握决策权的结构较为理想。相反,现代经济研究院院长姜仁秀表示:“就韩美FTA重新谈判而言,很有必要把整体谈判框架分成安保和经济两部分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