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文在寅总统的“零非正规职”政策落地,需要补充哪些方面?专家建议,非正规职问题是歧视、不平等与雇佣形态交织所致,因此应就各个项目确定解决方案的优先顺序后再推进。他们还指出,若不化解正规职的雇佣刚性,这一承诺将无法实现。经营界则要求采取符合各行业特点的显微镜式路径,并主张渐进、分阶段推进,而非同时多点铺开的劳动改革。
◇“应与正规职改革同步推进”=专家一致认为,零非正规职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公共部门非正规职3万7411人,若再加上派遣、外包等间接雇佣劳动者(8万3328人),规模超过10万人,究竟需要多少成本难以估算。韩国劳动研究院专门委员郑成美表示:“为确保超越文在寅政府五年、延续至下届政权的动力,成本现实化最为重要。”为此,首先应就非正规职中哪些范围转为正规职形成社会共识。即由政府出面检查派遣、分包、合同工等哪一类非正规职劳动者受到的歧视或不平等更严重,并据此确定正规职化的顺序。
专家还指出,非正规职转正在不改革正规职雇佣刚性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行。若从公共部门正规职开始通过绩效年薪制提升生产率、扩大整体蛋糕,便可在一定程度上筹措非正规职转正的财源。民间部门亦是如此。在对低绩效者解雇实际上不可能、工会强硬对抗、通过修改就业规则削减工资难以想象的情况下,若只是大幅增加正规职,最终将在全球市场被淘汰,结局只有共同灭亡。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副会长权泰信表示:“企业也希望用正规职而非非正规职,但雇佣刚性太强,难以招聘。”他还说:“要解决非正规职转正带来的新增招聘减少等问题,必须放松雇佣刚性。”此外,对于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后薪资水平给到何种程度,也需要社会讨论。有观点指出,以保障雇佣稳定为代价、维持现有薪资,既能防止混乱,也最为现实。前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翰林大学客座教授崔英기表示:“应以维持现有工资为原则,并将今后按各岗位对应的市场平均工资确定薪酬作为惯例固定下来,这样才能消除非正规职。”他指出:“必须正视因工资与生产率脱节而使用非正规职的现实。”
还须建立机制,防止公共部门正规职化的成本转化为公共服务价格上涨、转嫁给国民。韩国经营者总协会本部长李相哲表示:“公共部门负债接近500万亿韩元,三分之二的公共机构处于亏损或无法盈利的状态。”他表示:“公共服务或商品价格上涨,就等于把非正规职转正的成本转嫁给国民,必须寻找防止这种情况的方案。”
◇经营界“应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切入”=经营界认为,需要兼顾政策节奏并体现各行业特点的政策。经营界表示,虽认同改善非正规职待遇等方向,但人力运用与生产方式需保障企业自主权,因此政府有必要从长期、宏观视角推进政策。
有观点指出,各行业情况不同,改革需在保障多样性的方案中进行。韩国开发研究院研究委员朴允洙表示:“滥用非正规职会引发各种问题,而防止这些问题的方案如今已充分法制化。”他表示:“政府在民间部门强化监督检查,同时渐进减少非正规职等做法更为现实。”
也有观点认为,不应以“非正规职即恶”的单方面框架看问题,而应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由经营界与劳动界在大框架下达成共识来解决非正规职问题。16日作为发言人参加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劳动经济研究院论坛的宪法裁判研究院责任研究官郑英勋表示:“与我国劳动市场状况相似的日本安倍政府的第三次劳动政策,以‘工作方式改革’为关键词,重点在于改变企业与劳动者的意识和惯例。”他指出:“我国相比日本,非正规职规制和工时规制更为强硬,而且对这些制度的改善方案意见对立尖锐,成为劳动改革讨论的障碍。”郑研究官表示:“有必要关注经营界与劳动界就工作方式改革达成共识的做法。”他表示:“不应搞‘非正规职无条件是坏事’式的改革,而应先与经营界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