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相穆 前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本次大选中共同民主党竞选承诺的特点,是大幅强化福利领域中公共部门的作用。这有利于由公共部门引领社会服务质量的改善,但缺点是不仅需要大量额外财政投入,还可能因缺乏竞争与企业家精神而导致公共福利机构效率低下。为弥补这一点,建议在福利领域重新构建政民协同治理体系。
要实现这一点,首要的是民间福利部门须以社会企业家精神为基础,重塑为主导社会创新的主体。我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在福利领域也实现了瞩目发展,从接受外国援助的受援国变为援助国,这一过程中儿童基金会、好邻居、Angels' Haven等民间福利机构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自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起在韩国开展儿童救助事业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94年起停止在韩事业,转而开展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募捐事业。如今年度募捐额超过1000亿韩元,韩国跃升为世界第四大募捐国。这一事实证明,在韩国,民间福利部门也完全能够摆脱仅依赖政府补助金的运营模式,以社会企业家精神为基础,担起自主引领发展的新角色。
社会福利服务领域在过去10年创造了最多岗位,今后成长潜力也极高,应作为“战略产业”加以培育。例如,韩国雇佣信息院预测,社会福利部门的就业增长率将达到全产业平均水平的6倍以上。在技术与资本集约度提高、制造业部门就业增长已达极限的当下,社会福利领域正成为创造岗位的宝库。从瑞典等北欧国家社会福利服务市场规模达韩国4~5倍这一事实来看,可以说韩国社会福利服务部门的成长潜力无穷。因此,建议政府以韩国保健福祉部为中心制定“社会福利产业培育中长期计划”,并在新设的总统直属“岗位委员会”下设置并运营“保健福利岗位分委会”。
此外,应放宽或废除针对社会福利部门的各类管制,引导各种形态的社会福利岗位按市场机制创造出来,同时允许社会福利设施和法人自由开展各类营利事业,逐步降低对政府补助金的依赖度。在此基础上,还应制定并执行培育社会金融市场的中长期计划,尽快建立资金支持“做得最好者”的金融体系,最大化社会福利部门投资的“社会成效”。
我国的社会福利传递体系不仅政民合作不足,各项制度之间的衔接也不充分,效率大为低下。例如,公共传递体系正扩展至邑面洞一级,而民间运营的福利事业不仅各自拥有不同的传递体系,与公共传递体系的衔接也不充分。以日本为例,民间部门的各类福利事业以社会福利协议会为中心相互连接,社会福利协议会又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保持紧密合作关系,从而自然形成了政民协同治理的传递体系。因此,当前官方主导的社会福利传递体系也应朝着高效实现政民协同治理的方向加以完善。为此,应尽快在地区社会保障协议体、社会福利协议会与社会福利共同募捐会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体系。
最后,应培育能够系统支持企业地区社会贡献活动的“民间支援组织”,向开展社会贡献的企业提供各类激励,同时也应积极研究修改税法以活跃捐赠文化,并引入“捐赠年金制度”。需要强调的是,可持续福利国家的建设无法仅靠扩大国家财政实现,只有通过成熟的政民协同治理才能完成,这是福利先进国家的共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