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在雨 国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文在寅总统就任后的首项工作,就是指示新设就业委员会。青瓦台设立就业首席一职,并设置就业状况板。这显示出就业是总统的首要关心事项。失业者超过100万人、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就业不足问题严重到足以威胁社会稳定的程度。也有预测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就业造成破坏性影响。这正是人们想对总统解决就业问题的意志寄予期待的原因。
然而看其劳动领域的竞选承诺,担忧多于期待。公共部门创造81万个岗位、扩大青年雇佣配额制、缩短工时、限制使用非正规职、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等,与其说是通过激活经济来扩大劳动需求,不如说是要以税金和强制雇佣、直接介入工资及人事决定来化解就业与差距问题。令人担忧的是,不仅无法实现创造131万个岗位的目标,甚至可能使就业问题恶化。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从过去的经验便可看出。以强制中老年就业的延长退休年龄法为例。尽管有人警告这将恶化青年就业问题,该法仍然实施,它对属于大企业和公共部门的中老年人是福音,但在中老年工资是青年工资三倍的现实中,对青年却是诅咒。青年失业者、就业准备生、放弃求职者群体的增幅在该法实施后扩大数倍,这毫不令人意外。青年雇佣义务制同样只增加了非正规职和短期雇佣,找不到任何有助于化解青年就业问题的证据。强制雇佣只会使劳动市场窒息,令就业问题恶化。
那么以保护弱者这一善意而设立的制度又如何呢?就非正规职保护法而言,其结果是缩短了非正规职的工作年限,并扩大了与正规职的工资差距。就最低工资制而言,尽管实证研究已证明其会减少岗位、损害作为保护对象的弱势群体,我国的最低工资近来仍急剧上涨。自动化被推动,许多支付能力低的小微工商业者成了违法者。保安岗位消失、加油站改为自助,也并非偶然。消失的岗位会以福利负担的形式回来。
有一种说法,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意铺成的。若坚持那些号称出于善意、却明显被证明失败的政策,连善意本身也会遭到怀疑。公共部门扩大雇佣也依赖税金或准租税,与其说是创造岗位,更接近福利政策。这只会让据称已达25万人的公考族更多,而破坏民间岗位。
就业问题的成因在于增长率下降、高学历化带来的劳动市场错配、以及对正规职保障的年功型工资等。企业规模之间的工资差距既有生产率差距的因素,但很大部分源于大企业强势工会行使的垄断力。我国大企业大学毕业生起薪超过日本两倍这一事实即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解决之道也应从破除管制以提升企业活力、不受地区逻辑左右的大学结构调整、改善工资体系、化解对正规职的过度保护、扩大派遣劳动适用范围等以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缓和工会垄断力等方面寻找。其中相当一部分需要工会的让步与配合。
新政府被称为“亲劳”。还提出了提高工会组织率、构成与工会的政策协商机构等承诺。然而亲工会并不等同于亲劳动者。在我国的现实中,甚至可能相反。要求并说服工会分担痛苦、从而改革劳动市场,正如德国格哈德·施罗德政府的例子所示,亲劳动政府或许做得更好。希望新政府抛弃那些打着扩大就业旗号、实际上却会破坏岗位的承诺,成为改革劳动市场、激活企业活动的真正亲岗位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