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2 | 조상인 기자

[赵相仁的艺 -<11>张旭镇《家族图》] 艰辛人生…安身之处是“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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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留学等不得已的原因把家人送往远方、独自留守承担生计的“雁爸爸”成为日常用语之前很久,早就有人自称“喜鹊爸爸”,那就是画家张旭镇(1917~1990)。在通度寺庵前遇到的僧人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答“画喜鹊的人”,一来一往如同禅问答,并因此得到“非空”这一法名——正如这段轶事所示,张旭镇喜爱画喜鹊。对于成行飞过的四只看似喜鹊又似麻雀的鸟,有人解读为夫妇与两个孩子,也有人说是四个女儿,众说纷纭,但究竟画了谁、画了几人并不重要。画家只要想到全家人聚在一起、望着同一处、朝同一个方向飞去,便心满意足。

四口之家一坐进去便挤得连转肩都困难的小屋,四周一片红艳,看来是在一同眺望夕阳晚霞。一家人圆圆的脸庞红得像太阳。身穿白衣的妻子旁边,稍大的孩子像是儿子,穿红色连衣裙的小孩子像是女儿。坐在后面、长着小胡子的爸爸无疑就是张旭镇。

对画家而言,能把妻儿一并拥入怀中的这段时光无比美好、无比幸福。这是因为朝鲜战争时期离散留下的创伤太深。故乡在忠南燕岐郡(今世宗市)的张旭镇,在6·25战争爆发后把长子正淳和长女庚秀托付给母亲,与妻子一同去了釜山。在窘迫的避难生活中,把孩子远远留下的父亲近乎颓废。也许因为是心性柔弱的艺术家,他几乎每天空腹以酒代饭。看不下去的妻子李顺卿(97)女士推着他说“你自己回老家去吧”。

就这样回到故乡,他才又能提起画笔。这一时期所画的《自画像》,画面前方是一位身着考究燕尾服、沿着横穿金黄田野的红色小路走来的绅士。这幅被视为张旭镇另一代表作的明艳画作,实则反讽到近乎凄绝,诙谐到极致。有小狗追着他的脚尖,头顶上也有飞鸟,但他是孤独的。从釜山独自奔向故乡的那条路,对画家而言恐怕是充满恐惧、不知尽头的孤独时光。这片被赞为田园牧歌、浪漫的金色田野,是画家为摆脱因战争而破败的现实所选择的反讽风景,也是他对即将到来的丰饶未来的梦想。他在炮弹往来的天空中画上酷似“我们一家四口”的喜鹊,约定重逢之日。张旭镇把战争的伤痛、不安与混乱全都藏进了画里,在破败匮乏的战乱中,装进了艺术唯一能给予的解法——希望。

“1950年代避难途中的无序与混乱,正反映为我自身混乱无序的生活。……这幅画是我当时在大自然的完全孤独中发现自己的模样。天上五色云彩绚烂,左右是自然,我独自走来,但空中有鸟儿追随我,路上有小狗追随我。完全的孤独并不孤单。”(摘自季刊《画廊》1979年夏季号)

背景之外,盛装主人公的穿着也引人注目。那个年代时髦人士的必备品——伞与帽子分持两手。打扮一番、迈着外八字步的他令人想起演员查理·卓别林。这份豪气也许是喜剧演员的表演。画家以诙谐手法表现战争的悲剧处境,用时髦抹去恐惧。同时,西装打扮又显示出一种无法完全融入乡土农村背景的存在,即经历与传统断裂、并进行自我省思的近代人的侧面。这也是此画被评价为投射了时代精神的省思之作的原因。熬过时代的年轻画家的苦恼,凄绝地闪耀。

正因经历过那样孤独与省思的岁月,画家格外珍视家人聚在Hanultari之中的时光,并以“家族”为主题留下了多样作品。1972年所作的这幅《家族图》,是手掌般小巧可爱的尺幅。这是画家自己格外珍爱、由遗属保管的代表作,今年年初由长子张正淳先生捐赠给杨州市立张旭镇美术馆。画家以墙环绕,如同用手臂把家人紧紧拥入怀中。双手合拢坐着的孩子们似在殷切等待着什么,让人一再回望。

与金焕基、李仲燮等并称代表近代韩国画坛的张旭镇,今年迎来诞辰100周年。生于地主家庭,得以来到教育条件优越的首尔就读京城师范普通学校的张旭镇,三年级时日本籍美术教师把他的画送去全国学生绘画大赛(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全日本小学生美展”)并获一等奖,由此沉迷于美术。他不顾家人反对升入京城第二高等普通学校(今景福中高),参加美术班活动,却因顶撞日本籍历史教师,于三年级时被开除。辍学反而成了他能在画室专心画画的借口,但他患上猩红热,前往忠南礼山的修德寺疗养。据传在此偶遇的韩国首位女性西洋画家罗蕙锡(1896~1948)看到张旭镇的画后称赞说“是作家主观鲜活的好画”。修养三年后,他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转入养正高等普通学校,四年级的1938年以《抓石子》在全国学生美展获最高奖。凭获奖之机他赴日本,升入东京帝国美术学校(今武藏野美术大学)西洋画科。除学校课业之外,他在寄宿处一味以故乡为题材作画;毕业同时回国,迎来光复,此后再未踏上日本的土地。

1945年秋,他进入新设立的国立博物馆工作,负责整理分类从日本殖民当局接收的文物。两年任职期间以眼与手体验朝鲜最顶级的绘画与佛像,显然成为其画中传统性的根基。辞去博物馆职务后,他于1947年与金焕基、刘永国、李仲燮、白荣洙一同组成“新写实派”,这是一个拒绝被称为学院主义的僵化美术、力图以西洋技法对我们传统元素作现代解读的团体。此后张旭镇成为首尔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他极爱饮酒,兴致一来便随处蹲下画画,据说曾有首尔大学保安员误以为他是流浪者而要把他赶走,这段轶事流传如传说。最终他连学校也在六年后甩开,把被文明占据的首尔留在身后,在连电都不通的德沼盖起画室,只顾画画。代替丈夫承担生计的夫人是历史学家、前文教部长官李丙焘之女,因“学者家庭的女儿不能随便做什么工作”,她经营书店养育了一子四女。平日照看书店,到了周末便做好下饭菜,一手拉着孩子们,乘长途汽车前往画室。这幅《家族图》正是德沼某个周末的情景。因画家这一“天刑”而与思念的家人分离,一家人都很悲伤。因此,这幅满是幸福的画的一角,透着哀婉。

他曾说“在只知绘画与酒的人生中,绘画是我活着的意义,酒是其休息”。他是像诗人一样以凝练手法作画的画家,也是用天真无垢的孩童之眼看世界的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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