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总统10日到访首尔汝矣岛自由韩国党党部,与院内代表郑宇泽握手。作为现任总统,他在就任首日就直接前往在野党党部和党首办公室,与在野四党领导层连续会晤,展现出“大幅度协商政治”的姿态。/韩联社2012年1月,密阳居民李致雨为反对输电塔建设而自焚身亡。此事源于当地居民坚决反对连接新古里核电站与北庆南变电所的765千伏高压输电线经过密阳。此后输电塔问题迅速政治化。同年9月国会进行了议题报告,输电塔建设被中断。特别是原民主党、统合进步党、绿色党、韩国民主劳总以及反核团体参加反对集会后,矛盾进一步扩大,居民甚至不得不呼吁外部团体不要介入。
这样的密阳输电塔事件的社会经济成本有多大?据Seoul Economic Daily获得的韩国行政学会2014年《韩国式政治矛盾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研究报告》,密阳输电塔一案在政治化之前的2000年1月至2012年1月,社会成本仅为3700万韩元,但政治化之后的2010年6月至2013年12月则激增至约100亿韩元,暴涨270倍。其中包括警力投入费用、参与者的生产(工资)损失、诉讼费用、过度补偿费用以及矛盾后遗症等。
其他案例情况类似。去年最终告吹的东南圈新机场,政治化之前(2005年10月~2007年3月)社会经济成本约为3200万韩元,政治化之后(2010年6月~2013年12月)升至36.42亿韩元(113倍)。若加上去年告吹之前的时段,成本预计将进一步增加。济州海军基地也从约1亿韩元激增至378亿韩元。这是政界在权力面前四分五裂的结果。
专家们一致认为,密阳输电塔和东南圈新机场等案例显示,政界没有选择理性解决问题与整合的道路,而是按党派和政治谋算扩散社会矛盾。在顾虑选票的政界施压下,矛盾成本雪球般增大,政府的协调职能也未能发挥作用,只形成了“社会矛盾发生→政界介入→社会经济成本增加及国家利益减少”的恶性循环。
现代经济研究院理事朱原表示:“本应抛开政治谋算,在价值中立或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情上进行合作,但并没有做到”,并指出“我们能够克服外汇危机的动力是信息技术(IT)和创业企业,但事实是国会在营造能够让这类新产业出现的社会方面帮助不大。”
政界一直以只顾选票、不顾国家层面利益的过激举动放大争议。仅就结构调整而言,以地方政界为中心介入现代重工业群山造船厂停产,而在锦湖轮胎出售问题上,即便存在投资者—国家诉讼机制(ISD)诉讼的可能性,也公开反对出售给海外。不顾相关企业情况的过激招商引厂之争也屡见不鲜。全罗北道议会针对三星集团撤回新万金投资一事表示“要查清2011年制定投资计划时的真相”,并不时施压要求新投资。2014年光州广域市提出“百万辆汽车生产基地”,围绕氢燃料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主导权,光州与蔚山、忠南也展开了争夺战。
与此相反,涉及地方选票的大企业进军农业则被无条件阻止,引发是否有利于国家经济的争议。东部Farm Hannong在2012年底表示将在京畿道华城市华瓮围垦地建设15万平方米规模的高端玻璃温室园区,年出口100亿韩元规模的番茄,但因农民团体和政界介入而放弃。LG CNS去年也曾推进在新万金建设“智慧农场园区”,后又撤回。目前国会正在讨论一项法律修正案,要求国内大企业若经营一定规模以上的农业,须提交农业影响评估书和共生合作计划书。考虑到韩国的农业竞争力及转型为出口产业的可能性,有批评认为政界背弃了国家和国民。
以各种腐败和滥权扩大矛盾、增加社会成本的情形也层出不穷。2015年发生的“铁道腐败”案件,以及国会议员干预公共企业和金融公司人事、子女就业特惠等都是典型例子。
这样的结果体现在数字上。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统计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中,韩国1997年位列第30位,2008年第31位,2013年第22位,2016年又回落至第29位,近20年来一直原地徘徊。国民收入也连续10年停留在2万美元区间。韩国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宋源根强调:“这是国会推迟改革工作、不去整合与对话、只是扩散矛盾的结果”,“这次如果政界没有革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仍将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