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0 | 구경우 기자

[文在寅时代—Seoul Economic Daily研究员座谈] 就业宜由民间创造…总统应直接倾听企业家用工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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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研究院院长姜仁洙(左起)、KAIST教授蔡秀灿、首尔大学教授金东旭、韩国金融研究院院长辛成焕10日出席在首尔西大门区Seoul Economic Daily总部举行的“文在寅时代西经研究员座谈”,就新政府面临的课题与解决方案进行说明。/李浩载记者

以“玫瑰大选”方式进行的第19届总统选举结束后,文在寅总统于10日正式就任。受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的影响,不仅出现国政空白,保守与进步阵营之间的矛盾也使社会陷入极度混乱。新启动的政府正处于须缝合弹劾政局后不断发出裂响的社会矛盾、将分散的国民能量引向整合与飞跃的时期。尤其要实现经济活力恢复、缓解两极分化,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持续增长。然而,在国会权力增大的情况下,新政府背负着国会席位仅占40%的少数政权局限,因此需要推进与其他政党、派别的合作型治理。“协治与联合政府”不是选择,而是必要条件。为使文在寅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成功完成改革、整合与增长的课题,最优先应推进的是什么?在文总统作为第19届总统正式开始履职的这一天,Seoul Economic Daily邀请现代经济研究院院长姜仁洙、首尔大学行政大学院教授金东旭、韩国金融研究院院长辛成焕、KAIST技术经营学部教授蔡秀灿等西经研究员,举行了紧急检视本次大选意义与新政府课题的座谈会。

若过度增加财政投入的公共岗位,恐拖累经济

与其束缚企业,不如以“全球标准”式监管保障自主性

多重投票制等动摇股份公司根基的法律修订须慎重

家庭负债若急速收紧,气球效应必现……需长线思维

——新政府核心承诺之一是新设就业委员会。并称将借此创造81万个公共部门岗位,您如何看?

△姜仁洙院长=文总统就任后首项工作即设立就业委员会,正式开启履职。在情况室核查岗位数量这种积极姿态是可取的。细究内容也有一定依据,但重要的是,比起财政投入型岗位,由民间创造更为可取。只有这样才有可持续性。为此,政府需通过与民间达成共识,创造有利于增加就业的条件。此前常有强制雇用青年的青年配额制之说,但这并非靠强迫就能实现。

△辛成焕院长=经济增长率1%意味着约7万个新增岗位。增长率提高3%,就会产生21万个岗位。80万个则意味着需要连续4年保持3%增长。虽然也会觉得这个数字是否过多,但肯定与担忧并存。担忧在于,在公共部门创造如此庞大数量的岗位,可能反而拖累我国经济。另一方面,求职青年层正处于就业结构调整的过渡期,通过公共部门创造岗位帮助过渡期青年,这一政策层面是积极的。但若说公共部门岗位完全没有必要,那也不对。要创造,就应在我国社会需要的领域好好创造。例如与安全相关的领域,或相对发达国家较为薄弱的教育相关社会基础设施等。公共岗位一旦设立便难以取消。今后应寻找并创造不会拖累而是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岗位。

△金东旭教授=民间部门岗位的产生,除薪酬外还要综合考虑今后的货运量与销路、政府监管、竞争等因素。新政府在设立就业委员会后,应真诚地询问企业。因为提供岗位的企业才是招人的一方,所以要掌握他们想招什么样的人,并据此提供政策支持。也就是说,需要以求职需求为中心来思考。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两极分化严重。涓滴效应减弱,中小企业无法成长,而政府却想强化监管。

△姜院长=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调查局复活,看来将加强对企业不公平交易的整治,但希望能更具全球视野。即便强化监管,也应朝着企业保有竞争力的方向改善监管。若打着名义、为达成目标而做后续动作来束缚企业,就会产生副作用。必须慎重判断。

△辛院长=我认为动摇股份公司制度根基的法律修订是危险的。如果试图通过法律限制股东所拥有的权限来解决问题,眼下或许能解决,但会催生另一个问题。当然,大股东责任与权限不一致也应加以规范,但除此之外,限制股东在选任监事委员时的股东表决权等,会引发另一类问题。防止大股东专横才是长期方案,我担心动摇股份公司根基的监管副作用更大。

△蔡秀灿教授=应当解散五大财阀。它们接近我国市值的一半。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不过我同意动摇股份公司制度根基须慎重的看法。多重投票制等也要格外慎重。但在犯罪领域,我认为这部分确实必须改革。对挪用、背信行为加重处罚也是理所当然。这在发达社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至少要有最低限度的约束。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应如何共同成长?

△金教授=我们此前一直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协作企业形式成套存在。这种结构恐难长久。中小及中坚企业同样并非追求共生,而是为了生存,只求收回人工成本再加上一点,留下最低限度的利润。尤其因为走协作企业体制,没有独立销路,没有研发(R&D),除交货之外积累不下诀窍。竞争力下降。新政府若新设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就应致力于构建可共同成长的共生关系,而非协作企业关系。

△辛院长=应让大企业能够做到取舍与集中。船团式经营如今已不再具备竞争力。为此,资本市场需改善环境。应逐步营造这样的环境:持有不必要的其他公司持股就要向当局说明,若无法产生应有收益则可出售。归根结底,从当前优先顺序看,应聚焦于营造大企业进行取舍与集中的环境。此外,为实现伴随就业的增长,应推出面向潜力较大的服务业等的振兴政策。

△蔡教授=共同成长这一模式本身就是有局限的模式。中小企业、中坚企业、大企业理应各自存在。若考察是否已形成通过创新成长为大企业的生态,我国仍然薄弱。正如爱茉莉太平洋集团的成功案例所示,只要有机会就能做大。但依附于大企业的企业做不大。在全球市场上,独立的企业才能生存。中小企业领域的承诺中有废除连带保证制度等,我认为很重要。对创业者征收法人税之类也是问题。应引导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过度以监管出面只会招致副作用。

——对膨胀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家庭负债应如何管理?

△姜院长=承诺中有类似总量监管的内容,即把家庭负债限制在可支配收入的150%,那必然会出现气球效应。家庭负债似乎也没有立竿见影的对策。当然会提出改善方案,但处理不当会出现副作用,所以必须充分思考后制定对策。

△辛院长=家庭负债若急速收紧,副作用很大。以长线思维在经济增长的限度内进行管理才是关键。家庭负债增速应通过金融监管加以控制,不让其过快上升。目前的问题是家庭负债集中于低收入阶层和自营业者。内需部门增长相比去年和前年在下滑,自营业难免艰难。为避免这一部分爆发,即便动用财政,也要维持脆弱借款人的偿债能力。

△蔡教授=解决之道与房地产问题相关。宏观经济上有利用利率和金融监管的办法,此前江南房地产火热时政府采取的方式是提高综合不动产税。方向是对的,但过于急剧,也产生了政权崩塌的效果。金融监管先放松后突然收紧就会发生金融危机。关键是不让金融危机发生。青瓦台应把握中心,思考如何前瞻性地实现软着陆,设定政策方向,使家庭负债不蔓延为金融危机。

主持=经济部次长李贤浩 h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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