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08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禁书令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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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令的末路

“禁止在任何地方印刷、阅读或支持马丁·路德的著作、书籍或教义。”这是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于1529年5月8日颁布的禁书令的要点。当时正是统治西班牙和德意志地区、乃至如今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鼎盛时期。左右欧洲局势的哈布斯堡家族首领查理五世颁布的敕令极为严厉。路德的书被焚烧,试图出版的印刷商被视为叛国。六个月后,查理五世扩大了敕令的适用范围:“异教徒的书籍及与之类似者亦一并禁止。”

使用模糊表述的理由很简单,即意在把所有不合心意的书籍统统禁掉。触怒权力者的书册中也包括圣经。哪怕只把拉丁文圣经的一句话译成西班牙语,也会受到惩罚,因为当局害怕平民阅读并讨论。哈布斯堡治下的西班牙、德意志和低地地区原本仅限于路德著作的禁书,日益增多。这是因为路德大约每半个月就出版一本小册子或宣传册,而教会和各国政府动辄就给书套上禁书的枷锁。1546年公布了295本禁书目录,1551年为364本,1559年更有650本被列为禁书。

通过禁书强迫百姓保持文盲状态和盲目服从的意图成功了吗?只带来了副作用。由于印刷技术日益发展,喷涌而出的出版物根本无法全部审查。反倒是被指定为禁书的书传播得更快。在诸多诸侯国和城市国家林立、且新教诸侯众多、哈布斯堡统治力相对薄弱的德意志地区,禁书公开流传。教会不时追加禁书目录、加强对印刷工厂的监视,但毫无用处。无论投入多少审查官,要监视迅速增加的金属活字印刷所也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一旦被列为禁书,世人的关注度就会提高,需求增加数倍。据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妮科尔·霍华德所著《书籍:文明与知识的演化史》,禁书反而提升了书的价值。大部分禁书都成了畅销书。只要有一点创意和几名可靠的印刷工,偷偷印刷禁书就能赚大钱。各国政府和教会甚至把监视、管理小型印刷商的工作委托给大型印刷商,却仍拦不住追逐眼前实利而脱轨的印刷商。当时还出现了“要靠卖书成功,就得请教会把书列为禁书”的笑话。

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扼杀了西班牙的创造力。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西班牙即便拥有从新大陆流入的巨额金银财宝,却未能维持世界最强国的地位,其根源也在于对知识的压制。出版相对自由的荷兰和英国先后超越西班牙崛起为强国,同样并非偶然。也有观点认为,新独立国家美国之所以短期内崛起为强国,是因为它保障了远比旧大陆(欧洲)更广泛的出版与言论自由。作为近代国家中第一个大规模系统性实行出版审查、禁书和焚书的西班牙,最终退到了历史的幕后。

岂止西班牙。古今中外,权力都难以摆脱禁书的诱惑。以通敌、亵渎神明、败坏道德风纪为由,无数书籍被列为禁书。古希腊著名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写讽刺苏格拉底的喜剧,并对苏格拉底被赐毒酒产生影响)的《利西斯特拉塔》,在公元前410年因被认为反国家、反家庭而遭禁止出版和演出。“焚书之处,终将焚人”(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语)。公元前213年,中国秦朝的秦始皇焚书,并把460名儒生活埋。

据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朱子仪所著《一行也不许读》,与集体狂热相结合的知识扼杀更为危险。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于1933年5月在柏林市内聚集数千名大学生,焚烧了包括犹太裔作家著作在内的“非德意志书籍”。纳粹德国直到覆亡为止,为守护“伟大德意志精神的纯洁性”共焚书逾1亿册。听闻德国焚书消息的海伦·凯勒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如果认为可以消灭思想,那说明历史什么也没教给你们”,“每当独裁者焚书,正确的思想都会挺身而出,最终使独裁者灭亡”。

美国走上了与德国截然相反的道路。美国女律师兼作家莫莉·古普蒂尔·曼宁在《书籍上战场》中这样强调:“当希特勒通过毁灭印刷文字来强化法西斯主义时,美国却鼓励国民更多地阅读。他们甚至给上了战场的军人买书寄书。”美国从二战中期到1947年寄给士兵的书共1.23亿册。士兵们在战壕里读书。书使士兵变得坚强。书也曾救过士兵的命——做得小巧、可塞进军装上下衣口袋的书,把士兵从子弹中救了出来。

数百万原本有空只看看漫画的美军士兵在前线养成的阅读习惯,不仅救了个人,也救了美国。得益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战后进入大学的参战老兵这些“迟到的大学生”比一般学生更认真听课、埋头读书。对于在炮弹爆炸中仍想获取知识的老兵而言,教室里的课程并不算难。被视为现代管理学导师的彼得·德鲁克曾称赞《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是“使美国进入知识社会的因素”,而这项法案成功的要因正是书。战后美国出版市场上平装本(soft copy)销量超过精装本(hard copy),也是军中文库的影响。

在给士兵寄书时,一部分人曾提出需要审查,但被驳回,理由是“政治审查是法西斯主义才会使用的手段,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韩国也从1978年开始了军中文库项目,但其是否收到成效令人存疑。动辄把书打成“不良书籍”、禁止带入,这种实质上的禁书制度的陈旧做法反复出现。不仅是军队。还曾出现把教科书统一化、把文化艺术界划分为敌我的尝试。这些与禁书别无二致的做法,随着政权的垮台暂时消失了。即便是让人感到烦扰的舆论和出版物,强行控制或禁止者的末路都是悲惨的。希望明天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的候选人里,没有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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