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7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 废除基础生活保障扶养义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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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被指制造福利盲区的“扶养义务制”是否废除,争议正在升温。

扶养义务制规定,即使是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的贫困者、残疾人,只要其子女等扶养义务人有收入和财产,也不能成为基础生活保障受助者。以2010年的扶养义务人标准计算,处于盲区的人数达117万人。若完全废除这一标准,每年最多需要追加超过10万亿韩元的财政资金。共同民主党、正确政党、正义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出“完全废除”,而自由韩国党、国民之党候选人则定为“部分废除”。赞成废除扶养义务制的一方主张,在家庭无力扶养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应先行支援,以减少福利盲区。与此相对,也有反驳意见认为,现行民法明确规定了家庭扶养义务,加之财政负担加重、公共扶养难以形成社会共识,因此废除扶养义务制应慎重。现刊载双方观点。

临近总统大选,扶养义务人标准是否废除正成为焦点。基础年金和儿童津贴方面各主要政党立场相似,但在扶养义务人标准废除问题上,共同民主党、正确政党、正义党倾向完全废除,自由韩国党和国民之党倾向部分废除,存在差异。

扶养义务人标准是对受助权人负有扶养义务的一等亲直系血亲及其配偶的扶养能力进行评估的标准,一旦被判定具有扶养能力,受助权人便失去保障待遇,因此从受助权人的立场看,这是一项负担性制度。主张废除者认为,以并非当事人的扶养义务人的收入和财产来判定是否具备受助资格,本身就不合时宜,应尽快废除。特别是对残疾人而言,希望通过废除扶养义务人标准减轻直系家属负担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扶养义务人标准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判定是否具备受助资格。最低生活费也按家庭规模分别核算,收入和财产按家庭为单位合并判定,即使不在同一户,只要存在一等亲的家庭关系,也要适用扶养义务人标准来看是否具备受助资格。这是因为把家庭单位视为生活及命运共同体。当然,家庭的概念一直在缩小。过去的大家庭概念几近消失,如今的家庭只比以自己与他人划分的个人单位略有扩展,超出父母与子女关系便成为外人,社会变得冷漠。

我国民法(第974条)也原则上把负有扶养义务的亲属范围限定为直系血亲及其配偶之间。也就是说,至少属于一等亲的直系家属不被视为“外人”。此外,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继承同样是与扶养义务相联系的制度,没有扶养义务,继承权也可能被否定。因此,向并非外人的家庭成员赋予扶养义务,即便不论法律,从人伦上也是理所当然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是在这样的道德与法律环境下制定并运行的,因此以保障受助者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为目的,并在国家保护之前优先强调家庭负责扶养。即便撇开这一制度背景,废除扶养义务人标准在现实中也并非简单问题。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测算,以2010年扶养义务人标准计算,处于盲区的人数估计为117万人。另外,2013年以后至2015年6月,因扶养义务人标准而未被选定为基础生活保障对象的人数达37999人,也有测算认为废除该制度每年需要8万亿至10万亿韩元预算。更根本的是,若废除扶养义务人标准,就必须全面检讨支配我国社会的私人扶养体系的重组。生计、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负担的责任主体由个人或家庭单位转为国家单位,需要从体制一致性的层面重新检讨,如此一来,我国福利水平也可能提升至被视为理想福利国家的瑞典那样的程度。

然而福利必然伴随负担,因此国民也必须同时做好以税收缴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30%水平费用的准备。对于被课外教育和过度竞争折磨的国民而言,瑞典式的普惠福利体系确有足够吸引力。但若没有同步成熟的共同体意识——即超越利己主义、相信生活问题在社会层面而非个人层面解决更为优越——这一选择并不容易实现。贝弗里奇式福利国家即便在英国也未完全实现,仅在北欧部分国家勉强开花,原因恐怕在于福利国家也有阶段和次序。

我国的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为了把单纯划一运行扶养义务人标准可能带来的各种副作用降到最低,正通过快速提高扶养义务人标准的收入和财产门槛等方式,更具弹性而又谨慎地运行该制度。此外,对如残疾人家庭这类更需照顾的群体,也有必要运行更具包容性的单独支援制度。不过,扶养义务人标准是否废除具有超出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层面的社会含义,因此不应在大选过程中即兴判断,而需要慎重的社会讨论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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