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被指制造福利盲区的“扶养义务制”的废除,争议正在升温。
扶养义务制是指,即使收入低于最低生计费的贫困者、残疾人,只要其子女等扶养义务人有收入和财产,就不能成为基础生活受助者的制度。以2010年当时的扶养义务人标准计算,处于福利盲区的人数多达117万人。若彻底废除这一标准,每年最多需要追加超过10万亿韩元的财政支出。共同民主党、正确政党、正义党的总统候选人主张“完全废除”,而自由韩国党、国民之党候选人则定为“部分废除”。赞成废除扶养义务制的一方主张,在家庭无力扶养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先行支援来减少福利盲区。与此相反,也有反对意见认为,现行民法明确规定家庭扶养义务,加之财政负担增加以及公共扶养的社会共识难以达成,废除扶养义务制应当慎重。本报刊载双方观点。
2015年7月,《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修订为定制型分项给付方式,扶养义务人标准也比此前有所放宽。扶养义务制是基础生活保障受助资格的甄选标准之一,指即使申请人的认定收入额符合受助标准,但只要其父母或子女拥有一定收入或财产,就被排除在受助范围之外的制度。扶养义务人标准体现了公共扶助的补充性原则,即解决社会成员贫困问题应以私人扶养优先的原则。但正因如此,实际存在经济困难却无法被认定为受助权者的情形频发,最近政府在将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转向定制型分项给付方式的同时,也对扶养义务人标准进行了改革。根据改革方案,扶养义务人被限定为受助权者一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及其配偶,扶养费核算方式和扶养能力判定标准也有所放宽。但扶养义务人标准放宽对缩小制度盲区的效果被认为并不明显。
近期某国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在基础生活保障受助申请中落选的人中,每三人中有两人将扶养义务人的收入及财产列为落选原因。其中近半数回答,解决生计问题的办法并非来自扶养义务人的帮助,而是比以前更节俭地生活。这显示出扶养义务人潜在的扶养能力并未转化为实际扶养的制度现状。这类非受助贫困层问题,成为近来围绕缩小扶养义务人标准范围或完全废除展开热烈讨论的背景。
扶养义务人标准以潜在扶养能力为基础,预测实际是否会提供扶养,并据此决定基础生活保障申请人能否受助,这本身就存在制度的根本局限。此外还有批评认为,为获得受助资格,需由申请人自行举证扶养义务人回避或拒绝扶养义务,这是一项冷酷的制度。相反,反对废除扶养义务人标准的立场则主要以财政负担和道德风险为依据。即有观点指出,若完全废除扶养义务人标准,如国会立法调查处近期公布的那样,年均需耗费高达10万亿韩元的庞大预算,且父母提前将财产继承给子女、转而接受国家公共扶养等道德风险将普遍蔓延。
关于废除扶养义务人标准的赞反讨论,有必要从解决最初问题起点——基础保障盲区这一“实事求是”的视角切入。
如果因制度局限导致基础保障盲区无法解决,就应首先着眼于制度改善。首先,需要免除申请人对扶养状况的举证责任,并在基础保障受助申请中引入“先支援、后追缴”制度。若判定申请人的基础生活未得到保障,先解决其生活困难,随后确认扶养义务人的能力并事后追缴支援金额,将此制度法制化,可在最大限度减少追加财政负担的同时,取得消除福利盲区的效果。
与此同时,为防范道德风险,还需通过强化韩国国税厅、幸福e音(社会保障信息系统)等信息联动,彻底审查收入及财产变动情况。此外,也可考虑设定消除基础保障盲区的优先顺序,对紧迫性得到认定的高龄者或残疾人家庭,按基础生活保障给付类别分阶段废除扶养义务人标准。Statistics Korea近期一项调查显示,认为扶养责任在于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回答比例从2002年的18.2%上升至2016年的45.5%,表明国民对扶养义务的认识正转向由家庭与国家及地区社会共同承担的多元扶养体系。也就是说,许多国民认为,有扶养能力的子女或亲戚承担对近亲的第一位扶养义务是应当的,但在条件不允许时,国家和地区社会应共同承担这一责任。如此调整制度以使私人扶养与公共扶养相协调,将是既维护我们社会价值、又积极应对现实变化的扶养义务人制度的最终改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