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5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崇祯帝自杀与明朝灭亡…朝鲜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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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4月25日(大统历3月19日),中国北京近郊煤山。在元代修筑的人工山煤山别宫,明朝第17代皇帝崇祯帝自缢而亡。享年33岁。自尽前,崇祯帝以"你们为何偏偏生在皇室"为由杀死了年幼的子女。将崇祯帝逼上死路的是李自成的叛军。在苛捐杂税与频繁兵役(征兵)催生的农民叛军面前,明朝国运也走到尽头。距朱元璋建国已276年。

明朝因腐败而崩溃。李自成1641年曾被明军包围面临死亡危机,但因收受贿赂的将领放松包围圈而幸存,最终占领北京,并将崇祯帝逼死。对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的评价极为分歧。称其为"可惜的君主"的肯定论背后,也有自取亡国的严厉批评。二者皆有依据。崇祯帝致力于通过废除驿站实现财政健全化,以及通过与西方通商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同时失政也不少。他疑心极重,在位17年间内阁成员53人更替,刑部尚书17人、总督7人、巡抚11人被罢免或处死。百姓的税负与兵役征召也日益加重。

决定性的败招是处死名将袁崇焕。在财政与军纪动摇之际,明朝之所以能抵挡后金,靠的是虽出身文官却自任北方防务的袁崇焕。他以依托城墙的瓮城战牢牢守住万里长城与山海关。当越不过万里长城的后金军队绕行西侧数千公里威胁北京时,率前线兵力回援、救下崇祯帝的也是袁崇焕的军队。见其在百姓中声望上升,崇祯帝被猜忌蒙住双眼,将名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掌管明朝财政的官员们舍不得每年40万两的国防开支,一味催促速战速决而非持久战,最终在叛军与清(后金)军队面前溃败。崇祯帝在历代中国皇帝中最为节俭,内衣穿到破烂,但对财物却贪欲甚重。李自成叛军占领北京时,国库仅剩白银40万两几近空虚,而皇室内库却充盈有余。崇祯帝的私产超过白银3700万两、黄金150万。若崇祯帝仅拿出100万两白银,或许还能守住社稷。留下大量明史著述的史家谈迁(1594~1658)认为,崇祯帝因四项过失招致明朝灭亡:用人失败、无原则地任用宦官、沟通缺失以及伪善的对民政策滥用。

当然也有评价高度肯定崇祯帝与历代皇帝不同,坚持努力到最后,并未屈服于叛军而是自尽。也许因为他是死得最悲惨的中国皇帝。崇祯帝长期被视为"灭清复明"的象征。占据中原的满族国家清朝朝廷以大气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找出崇祯帝的陵墓,以皇帝之礼重新安葬,并令百姓哭祭五日。虽为征服王朝,却借着为旧朝皇帝举行葬礼,表明不刺激、不蔑视汉族的意向。

受崇祯帝自杀影响最深的国家莫过于朝鲜。听闻崇祯帝自杀消息的部分儒生辞官隐居。"义士"们哭喊"我们的皇帝驾崩了"。他们认为大明天地已消失,要与世隔绝、如伯夷叔齐般度日,被称为崇祯处士或崇祯居士。朝廷赞扬出了崇祯处士的家门,士人们仰慕其"如竹节般的气概"。朝鲜就此被困于"既然明朝灭亡,朝鲜便是中华、是礼之根本"的"小中华思想"之中。

即便明朝灭亡,仍念念不忘"再造之恩"(壬辰倭乱时明朝派遣援军)的朝鲜知识人不用清朝年号,坚持使用"崇祯"。朝鲜虽受到清朝使臣"不用清朝年号"的责问,却依旧忘不了明朝。追求实利(实事求是)的实学代表学者Yeon am朴趾源在《热河日记》首篇《渡江录》中将年份写作"后三庚子",意为自崇祯帝即位之日起的第三个庚子年,即正祖四年(1780年)。即便在大韩帝国灭亡的1910年,朝鲜儒生仍不用隆熙四年这一自主年号,而标记为崇祯301年。

在仁祖遭清朝军队所迫的三田渡之辱时都不曾动容的儒生们为崇祯帝之死痛哭之际,日本发生了这样的事。被视为日本朱子学开创者的山崎闇斋(1618~1682)召集弟子问道:"若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参谋长的中国军队攻入日本,我们作为儒生该如何?"弟子们以"太难了"迟疑时,山崎明确地说:"理当磨刀披甲、跃马上阵,擒获孔子与孟子,以报日本之恩。这正是孔孟之教,也是儒生之道。"

朝鲜的儒学是否比日本更为深厚?在观念世界中或许如此。那么对自我认同的思考又该如何看待?一方因中国皇帝去世而入山隐居,一方认为为了国家即便对手是孔子孟子也要一战并将其擒获——17世纪中叶的这种认识差异,或许分出了近代以后韩国与日本的明暗。把与明朝的义理刻入骨髓的祖先并非只是旧事,只是"明"换成了"美"。"斯文乱贼"的枷锁也仍以"从北"之名活着。令人厌烦的事大与屈身,何时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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