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诺贝尔奖季节一到,韩国科技界便充满长叹与抱怨。一方面羡慕邻国日本科学家接连获奖,一方面对韩国人首位诺贝尔奖得主迟迟无期感到失落。即便科技人员的最终目标并非获得诺贝尔奖,但考虑到投入研发(R&D)的资源规模,遗憾确实很大。韩国每年向研发投入超过10万亿韩元的预算,属世界最高水平。尽管研发投入巨大,却未能产出获得世界认可的研究成果,主要原因被指为国家研发政策拘泥于短期成果、束缚研究者自主性。科研人员追逐潮流、扎堆热门领域的态度固然是问题,但更需要营造以长远眼光对短期内难以出成果的领域也进行投资的氛围,这样才能具备基础体力乃至持久力。在五年单任总统制下,国家增长动力与科技治理随政权更替而变化,也被视为需要改善的课题。
◇每五年更换的增长动力……急于创造短期成果=据未来创造科学部《2017年政府研发项目预算分配·调整方案》,个人·集体基础研究预算为1兆2643亿韩元,规模最大,其次是十大未来增长动力1兆835亿韩元。基础研究预算逐年增加,对智能汽车、无人机、可穿戴设备等未来增长动力发掘的支持也不少。问题在于,此类国家研发项目预算往往随每届政权更换的增长动力而止于短期支持。
从国民政府到朴槿惠政府,国家经济政策方向变为知识经济、创新经济、绿色经济、创造经济等,每次增长动力也随之改变。每届政权改变经济政策基调和增长动力本属当然,但问题是在基调转换过程中会出现中断或重复投资。
例如,参与政府时期智能机器人和未来型汽车被选为下一代增长动力并作为政府项目开发,但在李明博政府时期,投资集中于新再生能源和绿色运输系统等绿色技术产业,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等的支持随之减少。进入2010年代后,随着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开发使智能汽车迅速崛起,朴槿惠政府增加了人工智能(AI)和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预算并加强支持,但此时与竞争国的技术差距已被拉大。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研究委员车斗元表示:“每届政权的增长动力大幅变化,导致无法进行一贯的研发,只盯着短期成果,是不可能创造出创新成果的结构”,并称“现在应当思考防止政策每五年被重置的方案”。
◇需确立超越政权更替的长期国家科技政策理念=国家研发项目的低效率和科技政策连续性不足,根本上源于科技政策及基础研究推进理念的缺失。
美国以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表的《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为基础设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为中心,延续以保障研究者自主性为首要原则的科技政策。日本也在2007年安倍晋三首相第一次执政期间发表《日本创新25》,以长期国家战略指针为基础制定并推进短期与中长期重点科技开发路线图。
欧洲国家在科技领域同样最大限度保障民间自主性,延续即使政权更替也维持政策连续性的传统。1948年设立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虽然90%的预算来自联邦和州政府,但研究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得到彻底保障。芬兰则通过议会,在政权更替时预测15年后的未来,并通过各部门与议会的协商、向地方政府说明等方式维持政策连续性。
相比之下,韩国的长期愿景随政权零散发布,与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衔接也不足,连续性大幅下降。此外,为提高研究者的自主性和责任性,每届政权持续讨论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治理改革,但因利益相关方缺乏共识,不稳定体制一直延续。更重要的是,有观点指出,韩国统管科技政策的控制塔改组过于频繁,地位还从副总理级(参与政府)下降至室长级(朴槿惠政府),使连续性进一步降低。
因此,越来越多声音呼吁下届政府应超越执政期限,从长远角度通过跨部门联动提出包含科技政策应追求价值及推进相关政策的理念基础的未来愿景,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和中长期计划并持续推进。汉阳大学科学技术政策学系教授金昌京表示:“在需要从快速追随者向先行者转型的当前形势下,必须确立新的科技政策和理念”,并称“在此基础上应实现对基础研究领域的长期支持和研究自主性的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