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届总统大选临近,检察机关与警察之间的侦查权调整再次成为争议焦点。
检察机关同时握有侦查权、起诉权、侦查指挥权和令状请求权,为减少由此带来的弊端,有人主张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分离并分配给警察。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13日提出检警侦查权调整承诺,内容是把检察机关的一般侦查权移交警察。过去20多年的四次总统大选中也都提出过侦查权调整承诺,但因检察机关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去年在各类检察官腐败事件之后又爆发干政事件,检察改革与侦查权调整之争呈现再度升温之势。赞成把检察侦查权移交警察的一方主张,只要检察机关像现在这样同时掌握起诉权与侦查权,就无法根除滥用权力和不公正的侦查惯例。反对一方则反驳称,检察侦查权与侦查指挥权无法分割,若将侦查权直接移交警察,可能引发侵犯人权问题。现刊载双方观点。
围绕侦查权的检察官与警察关系设定问题,早已成为总统选举的常客承诺。2000年代初期曾使用“警察侦查权独立”一词,但其含义抽象且带政治色彩,2000年代中期以后改称检警侦查权调整。然而在第19届总统选举前,正在讨论的是“检察侦查权移交警察”。所谓检察侦查权移交警察,是指把作为侦查程序主持者的检察官所持有的侦查权交给警察,侦查由警察实施,检察官只负责对警察侦查的指挥。就这一点而言,检察侦查权移交警察的讨论与既有的侦查权调整脉络不同。因为过去并未把“侦查由警察负责、起诉由检察官负责”直接作为政策方案的对象。笔者对当前讨论的检察侦查权移交警察,从法治国家原则等多种角度看是否妥当提出疑问。
第一,检察侦查权移交警察是未能准确理解侦查指挥权制度本质的结果。侦查指挥权指检察官对警察的侦查活动进行控制与监督。侦查指挥权的实质依据在于,为保障国民人权,需要由法律专业人士检察官统管侦查程序的全过程;而且侦查是提起公诉的准备行为,因此需要避免因警察擅自终结案件而造成公诉权行使的困难。然而,侦查权的概念本应被视为已经包含了这种侦查指挥权。因为没有侦查权而指挥侦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大陆法系侦查程序中,原则上由作为侦查主持者的检察官进行侦查,只是因为检察官不可能处理所有案件,所以制度化为以指挥司法警察官的方式行使侦查权,仅在必要时由检察官直接侦查。明明检察官拥有侦查权,却要求其不行使该侦查权而只作指挥,这是没有正确理解侦查权与侦查指挥权概念一体化这一点。
第二,以“侦查由警察专责、检察官只负责起诉”为目标的检察侦查权移交警察,其理论妥当性也值得怀疑。一般而言,侦查以通过追诉适当行使国家刑罚权为目的,因此侦查与追诉不可分割。在采用国家追诉主义的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追诉权要得到适当行使,首先作为判断是否追诉依据的事实查明阶段即侦查必须合法、有机地进行。英美法系在私人追诉传统下追诉权与侦查权的权源本身就不同,以其为比照来讨论采用大陆法系国家追诉主义的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追诉权与侦查权的关系,其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即便是侦查概念与大陆法系差异很大的英美法系国家,为了适当行使刑罚请求权这一目的,也呈现出侦查与追诉在职能上、组织上趋于整合的倾向。
第三,检察官在没有直接侦查权的情况下行使指挥权,从保障国民人权的角度看是否妥当、是否具有实效性,同样值得怀疑。从当前侦查实务看,95%以上的刑事案件由警察处理,检察官只对部分重大案件直接侦查。就此而言,检察侦查权移交警察的讨论意味着,连迄今检察官直接侦查的不足5%的案件也要放手交给警察。若只让检察官行使侦查指挥权,可能导致与保障国民人权相背离的结果。例如警察紧急逮捕嫌疑人后向检察官提请批准紧急逮捕时,检察官有必要让嫌疑人到场接受调查,此时调查可归入侦查的概念。然而若剥夺检察官的侦查权,其损害最终只能落到个别嫌疑人或一般国民身上。
第四,把特定案件排除在检察官直接侦查之外,也不符合世界潮流。如今检察机关呈专业化趋势,实际上在相关法律中支持检察官的专业侦查是世界潮流。德国1968年仅有4个重点检察厅,到2015年增至共49个,以推动检察侦查的专业化;奥地利2009年在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中新设的反腐败中央检察厅,行使对腐败案件的全国侦查管辖权,开展对腐败案件的专业侦查。
最后,应当思考现阶段警察是否具备专责侦查的能力与客观性。与检察官不同,警察容易受政治外部压力左右。从警察组织的人事结构比检察机关更脆弱这一点即可推知。而且警察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在巡警录用考试中,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科目只是选考科目。警察的侦查能力也难以评价为很高。在这种情况下,若由警察专责侦查,侵犯国民人权的情形可能增多。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警察专责侦查会导致警察侦查权力过度膨胀的风险。
仅靠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无法成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侦查权的检察官进行指挥能有多大实效性,也令人怀疑。如果关于检察侦查权移交警察的讨论,是要让检察官尽可能通过指挥警察侦查来推进侦查,那完全可以认同。但如果这一讨论的内容是检察官不得侦查、只能作侦查指挥,那么从保障国民人权或法治国家刑事程序的角度看,这是难以接受的。李振国 亚洲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