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应聘韩国国民年金基金运用本部室长级职位公募的A某,对基金运用本部的待遇大吃一惊。对于在全球私募基金摸爬滚打多年的他而言,韩国国民年金公团(NPS)作为世界三大养老基金之一是市场巨鳄,但对基金运用人才的待遇却不如新设立的私募基金。A某表示:“除了运用559万亿韩元基金这一经历外,我找不到进入NPS的理由”,“崔顺实干政事件后基金运用人员士气低落,我判断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部分”。上周,他再次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
国民年金基金运用的最高价值,是为2200万参保人带来高收益。然而最优秀的投资专家不来国民年金,而是去了服务高净值人群的私募基金。因为只要收益率好,就能拿到数十亿韩元年薪并自由工作。在人们指责国民年金不该发高额年薪之际,国民养老资金的收益率正在下滑。
◇不成熟的公共性与僵化的投资组合=现行法律规定国民年金在基金运用过程中须以收益率为首要任务,但运营由行政部门控制,参保人即国民代表行使权限。这既非完全置于行政部门之下并禁止市场投资的美国模式,也非彻底追求收益率的加拿大模式,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形态。反而更接近行政部门干预养老基金运用而失败的日本模式。就连日本在安倍晋三政权之后也引入民间专家参与基金运用,着手恢复收益率。
国民年金作为公共机构中受政府控制较强的准政府机构,年薪水平低于投资银行等同行业同等资历者,在投资运用过程中还需逐一获得韩国保健福祉部和韩国企划财政部的批准。国会和韩国监查院也每年不时监督国民年金基金的运用计划与结果。今年2月,企划财政部召开基金运用评价团研讨会,施压称将对国民年金基金运用进行“显微镜”式评价。但对于以何种方法评价投资运用绩效,并未提出具体计划。
国民年金的投资组合只能趋于僵化。到2021年,基金本部计划国内股票20%、海外股票25%、国内债券40%、海外债券5%、替代投资10%以上。虽然近几年随着国民年金在国内资本市场的角色论升温,股票比重有所提高,但仍无法摆脱格式化的投资组合。
◇投资专家连4年都撑不住=基金运用本部的运用人员规模约为220人。相反,为评价他们而设的教授等外部委员会多达10余个、约200人。可谓本末倒置。
或许正因这样的工作条件,不少评价认为,从实际操盘员工的构成来看很难称得上业内顶尖。从自由韩国党议员金顺礼自国民年金获得的资料来看,截至去年,206名有经验的基金运用人员中,有海外金融公司工作经验者不足10%。来自JP摩根等海外知名证券公司的案例屈指可数,大多曾任职于国内中型证券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养老基金及保险公司的资产运用岗、一般企业的财务负责人。虽说是资历较浅的经验人员,但其中也有与养老基金投资相距甚远的银行信贷负责人或信用卡公司开发团队成员。
在基金运用本部工作唯一的优势,就是运用大规模基金的经历。因此,在基金运用本部工作4至5年后流向业界的员工呈增加趋势。
迁往全州加剧了人才流失。包括10年资历的组长级人员在内,约40名运用人员离职。基金运用本部本月完成了新招30人的程序,但自我评价认为应聘者水准低于预期。
人才流失的结果体现在收益率上。2012年起的4年间,国民年金自主运用的收益率始终低于委托外部的收益率。这一期间国民年金的直接运用收益率仅为2.5%至6.7%,而委托运用收益率则较高,为5.9%至7.8%。
◇应改为赋予自主权并追究责任的结构=有不少主张认为,应将国民年金基金运用的目标单一锁定为收益率,赋予自主性,同时明确责任归属。国民年金基金运用本部的独立化与专业化始于2003年卢武铉政府时期,一直推进至朴槿惠政府。然而并无成果。在行政部门,对于将主管部门设在何处,在企划财政部、保健福祉部、国务总理室之间摇摆不定。近来政界要求发挥国民年金社会责任而非专业性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强调收益性仿佛就是损害公共性的风气也甚为盛行。
一位养老基金相关人士强调:“如今国民年金内外监督众多,但出现失误时的责任归属却不明确”,“新政府讨论国民年金改革时,应先就收益率与公共性直接相关达成社会共识,然后简化治理结构,并设立能够吸引顶尖专家的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