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美国韩国大法院将堕胎合法化。四年后,美国各州唐氏综合征患者最多减少了40%。1989年,两对英国夫妇为避免仅出现在男孩身上的重度X染色体所致智力障碍的可能性,通过“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技术选择性生育了女儿。这些女儿如今仍健康生活。即预备父母拥有在可以合理判断孩子将有畸形时不生育的权利,而孩子拥有不带“遗传性”缺陷出生的权利。
基因诊断及由此进行的人为干预存在大量需要社会达成共识的法律与道德争议点。因为没有人能够独断地决定“正常与非正常的差异”以及何为“严重的遗传缺陷”。
2010年,美国佐治亚州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实验。实验设计者将毒品吸食、暴力和青少年犯罪泛滥的某一地区的600户家庭随机分为两组,对实验组家庭的父母与子女进行为期7周的预防酒精中毒、暴力和毒品吸食的活动,对照组家庭则不作干预,观察两组的行为。同时对两组孩子进行5HTTLPR基因检测。5HTTLPR基因中,全体人口约40%拥有短变异体。已知拥有5HTTLPR基因短变异体者,陷入不安行为、抑郁症、酒精中毒等的风险较高。
检测结果显示,拥有短变异体的孩子出现酗酒、暴力和吸毒的频率是拥有长变异体孩子的两倍。这与实验前的预测一致。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拥有短变异体的孩子在教育和情感支持下改善得更快。同时进行的另一项实验发现,拥有5HTTLPR基因短变异体的孤儿,在富足环境中比拥有长变异体的孤儿更倾向于成长为素质更优秀的成年人。
通过两项实验的结果可以确认,拥有短变异体的孩子在造成心理创伤的环境中更有可能走偏,但在获得充分照护时也更有可能出色成长。相反,拥有长变异体的孩子受负面环境影响较小,但也难以从积极经历中获得较大益处。
我们面临如下问题:为克服预算制约,是否应只集中投资于相对投入预算预期成效最大的孩子?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正如前述实验所示,基因存在相关性但并非绝对。那么我们各自是否已准备好对这一问题给出答案?这恐怕也是否定的。这正是为制定法律与道德标准的社会讨论不能再推迟的原因。
郑贤龙 Macrogen 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