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青年。这是每到选举季政界反复上演的青年营销被贴上的绰号。正如“营销就是把没有的东西包装得像有一样”,如今高喊青年的政界里并没有“青年”。青年问题未能上升为主要议题,雄心勃勃登场的青年承诺也没有改变青年的生活。只有“N抛世代”“这辈子完了”“达观世代”等词汇在代言他们。
本次大选提出的青年承诺又如何?为了弄清这是否只是单纯的卖青年,三名青年聚在了一起。韩国青年政策研究院责任研究员高康燮(35岁)、青年堂堂发言人张志雄(28岁)、青年联盟政策组长金英敏(31岁)逐条细看了第19届总统候选人的青年承诺。
[着手检验第19届大选青年承诺的三人]
韩国青年政策研究院责任研究员高康燮(35岁)、青年堂堂发言人张志雄(28岁)、青年联盟政策组长金英敏(31岁)◆“将在公共部门创造81万个岗位”
这是政府要成为最大雇主的承诺,由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提出。目标是把公共部门岗位在全部就业中的占比(7.3%)再提高3%,共创造81万个岗位。以正式警察、社会福利公务员等社会服务领域的岗位为主。意思是从当前需求急迫的岗位开始由公共部门来创造。
对于扩大公共部门岗位的承诺,肯定意见占多数。普遍认为,在警察或社会福利公务员等社会服务领域扩充岗位已形成社会共识。不过也有人指出,执着于“要创造多少个岗位”这类数字令人遗憾。
高:能看出对数字的执着。我国实行五年单任制,选举又差不多每两年一次,所以难免执着于能对国民“打动人心”的数字和数量。因为必须马上展示成绩。另外,对岗位的另一端——民间领域的思考也显得不足。公共部门政府可以调节,但也应讨论如何把它与民间岗位创造衔接起来。
张:只说增加人数的承诺连三年都撑不住。重要的是在哪些方面增加。在确实更需要人力的领域,以及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相关、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领域,岗位确实有必要扩充。从这一点看,文在寅候选人的承诺有道理。因为他说要扩大社会服务部分。这一部分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领域,而且人力紧缺。
金:我认为社会共识已经形成。提高公共部门服务质量、国家在就业上承担责任,这两个层面已经形成了共鸣。重要的是“怎么做”。关于具体增加岗位的方案,还需要更多讨论。
◆“支持青年创业”
正党候选人刘承旼提出,将通过放宽监管、培养创业人才的教育等方式支持青年创业。计划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等创业风险企业,同时带动岗位创造与增长。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提出了引入试验市场、鼓励创业失败者再挑战、保障创业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等创业扶持政策。
对青年创业扶持承诺的批评声较大。理由是在安全网都没有真正建立的情况下只是劝人创业,是不负责任的。强迫青年去挑战的态度也被视为问题。
高:“没有岗位,那就去创业吧”——这不行。创业是想做的人才去做。过去李明博政府、朴槿惠政府做的正是“至少干这个吧”。在创业基本知识和项目都不完备的情况下,先让人进入市场。政府造出了只能被淘汰的结构。这归根结底是把岗位交给市场,至少在岗位问题上政府必须介入。除非像美国那样市场经济运转活跃、建立在彼此信任基础上的经济结构,否则不能只交给市场。
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承诺。看不到对社会安全网的思考。创业是创造新事物的过程,失败的概率远高于成功的概率。所以安全网很重要。如果社会上备有失败时给予保护的安全网,就算叫青年别创业,他们也会去创业吧?可现在出台的大多是提供激励、加强教育之类。真正重要的东西却缺失了。
金:这种就叫“老古板”。挑战也是在社会安全网铺好的状态下才能进行的。对安全网尤其脆弱的青年一代说去创业、去挑战?现在是该彻底转换思路的时候了。而且靠创业创造岗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看什么时候会产生岗位,不是企业刚成立时,而是具备一定规模并不断成长时。创业可以视为产业培育政策,但不该当作岗位问题的解法。
◆“将把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
处理非正规职问题的解法因候选人而异,但把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这一大框架是多数候选人共有的。文在寅候选人表示,将逐步把公共部门的非正规职岗位转为正规职,对常设性岗位以法律确定正规职雇佣原则。安哲秀候选人主张仅在公共部门引入“职务型正规职制”。刘承旼候选人则提出以行业及企业规模等为标准设定非正规职雇佣总量等承诺。
青年们的意见呈现分歧。认为只要有意志就完全可以解决的立场,与主张应优先改善使非正规职被负面看待的劳动环境的观点相互对立。
高:这个承诺,恐怕做不到吧?除非先对非正规职重新定义再入手。在我国,非正规职这种工作形态本身就被视为低质量岗位。因为政界在不断再生产这种形象。但在欧洲社会,非正规职是自由职业者的概念。待遇反而更好。我们也该先明确非正规职到底是什么。不是认定非正规职不好就一味转为正规职,而是要区分适合和不适合使用非正规职的职种,先从改善待遇做起。
张:这是意志问题。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承诺,只是一直没有做。还拿现实条件当借口。这是一种欺骗大众。所以在这一部分,比起承诺更需要看候选人。因为承诺都差不多。谁更能看出意志,谁更能让劳动环境的质量变好一些,要看这个。
金:没有实质内容。单纯说把多少个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的承诺就是这样。比雇佣形态更具决定性的问题是青年在工作场所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无论是正规职还是非正规职,只要工作场所本身有问题,青年终究会受苦。有必要关注青年所处的劳动环境,而不是正规职岗位的数量。人们应该已经充分感受到了那些只想定个总量、量化展示的承诺的副作用。
◆“将向青年提供一定金额以保障收入”
这是向青年提供一定金额以保障其收入的承诺。文在寅候选人向未就业青年每月提供30万韩元的青年津贴;安哲秀候选人的培训津贴对象和金额相同,但期限限定为6个月;还有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向青年发放1000万韩元分红金的青年社会继承制。围绕是无条件发放还是有条件发放,候选人的承诺出现分化。
正因为众多候选人争相提出这一承诺,大家对其宗旨和重要性基本表示认同。重要的不是是否推进该政策,而是“怎么做”。意思是,既然这已是在首尔市和城南市取得成功的政策,那么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确定适用对象才是关键。
高:我认为社会共识已经形成。首尔市和城南市推行青年津贴、青年分红时满意度很高,提出质疑的人也几乎没有。在支持方式上,选择性支持的效能感会高得多。毕竟存在财源问题。把饼切碎了又会失去意义。
张:说社会共识已经形成是一种结果论的看法。“需要对青年进行收入保障”上已达成共识,但在保障收入的同时是否还提供其他福利,还需要更多讨论。具体实现方案也是如此。要注意的是,以保障收入为名征收的税,可能并不用于收入保障。也要同时设立防止这种情况的制度。比如把税收中的特定金额设为用于青年津贴或分红的目的税。
金:必须集中关注既不工作也没有工作意愿的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问题。要如何保障浮出水面的尼特青年的收入。现在政界认为“尼特族不该存在”,只琢磨如何在数字上消除它。可尼特族是必然会出现的。现在需要的不是消除尼特族的方案,而是针对尼特青年的细致政策路径。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承诺”“对社会安全网的思考”“候选人实现承诺的意志”
这是三名青年对“看青年承诺时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吗”这一提问各自给出的回答。内容各不相同,但都出自“什么才是能改变我生活的承诺”这同一个思考。在以青年包装的光鲜承诺之中,要分辨出政治表演与真正有料的承诺,看来也需要同样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