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部看起来轻松的戏。它把人性的最底层搬上了舞台。那些看上去无比不幸的人,不知为何却与我、与我们的父母相似。《推销员之死》呈现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最根源性的痛苦。那种各自经历却说不出口的疼痛,通过戏剧被具象化。对于已经长大的子女,以及不知何时已两鬓斑白的父母而言,这部作品是一次沟通的机会。
/图片=艺术殿堂“干了一辈子,却因为老了连工资都不给”
这是1930年代美国,推销员兼一家之主威利·洛曼的处境。年纪不轻却仍要跑长途做销售,连底薪都拿不到。这故事并不陌生。2014年在韩国,一名拒绝名誉退职的公务员的办公桌被搬到了一楼门厅。即使一生献身工作,老了也得离开公司。不接受,就要受辱。
“是在迷路,还是在找路”
这是威利·洛曼的儿子比夫·洛曼的故事。三十出头的他没有工作。父母期待很高,而他本人却毫无自信。大韩民国青年的处境又有什么不同?根据Statistics Korea今年1月的发布,去年青年失业者为43万5000人,占全体失业者的43%。连自己已经迷路这一事实都忘记的青年正在增多。
美国代表性剧作家阿瑟·米勒于1949年发表剧本《推销员之死》。同年在百老汇首演的这部戏包揽了普利策戏剧奖、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最佳作品奖及托尼奖等。它赤裸裸地剖开阴暗压抑的社会切面,赢得好评。
《推销员之死》以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为背景。阿瑟·米勒以大萧条时期因生意失败而自杀的自己的叔叔为原型。作品现实地展现了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推销员在陷入经济困境时所经历的挫折与家庭矛盾。
孤独的一家之主威利·洛曼,信任并支持他的妻子琳达·洛曼,没有正经工作、无所作为的长子比夫·洛曼,在家人漠视中被放任的次子哈皮·洛曼。不必越过大西洋跑到美国,这些都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某个人的模样。
威利和比夫争吵不休,一次又一次。提高嗓门、揪住衣领、互相埋怨。彼此都不理解对方为何那样活着。事实上,光是维持生活就已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也没有余裕去听对方的话。子女想:“我自己的人生都疲惫不堪,和父母的关系还出问题,更累了。”父母也一样,忧心道:“不知道还能工作到什么时候,心里不安。孩子还没安顿下来。”
/图片=艺术殿堂客观地看待自己很难。除非是圣人,几乎不可能。任何人都觉得自己的痛苦比别人的痛苦更大。最终矛盾持续。《推销员之死》正是在这种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形下非常合适的作品。它把父亲的绝望、母亲的忧虑、子女的迷乱铺陈在舞台上,让激烈对立的人退后一步,回头看看他人。
威利代表了随着时间流逝而被疏离、被孤立的中老年群体。不会用最新录音机的威利,与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一代相通。与1930年相比,2017年的产业发展速度更快。仗着年轻自满,不知何时就会被时代的洪流冲走。这正是必须关注落在后面的人的理由。
比夫背负着落榜生与特别的孩子这两重枷锁。在父母的期待中他是不输给任何人的生意人,而现实中他是放弃大学后在任何工作上都无法安定的所谓“失败者”。而在这背后,与父亲的矛盾占据了很大位置。这一点给那些不考虑子女意愿、只灌输自己想法的父母以警醒。
最后一场戏也印象深刻。洛曼夫妇用几十年时间还清了住房分期款。可是这房子里却没有人住了。妻子对着死去的丈夫说:“第一次没有欠债,轻松了。你自由了吗?”这里的自由就是死亡。这是何等绝望的现实。不死就无法自由。直到最后都阴郁。
在这里,舞台呈现起了很大作用。承载幼时父子回忆的大树上的沙袋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只剩下曾挂着沙袋的绳子。它像勒住人物脖颈的绳套一般凄凉。围绕房子的巨大墙壁逐渐逼近。家人再也无处可去。
导演韩泰淑是有意如此。她希望看过这部戏的观众不要轻易从悲伤中走出来。希望他们走出剧场,反复咀嚼内容,慢慢地走一走。希望他们如实地看着阴暗的现实,却仍能因“我还有家人”而得到安慰。观众通过这部戏领悟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并非乐园。同时也开始理解那些承受着同样不幸的他人。这正是承载阴郁社会图景的这部戏的价值。
另外,《推销员之死》将于本月12日至30日在艺术殿堂CJ土月剧场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