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议会掌握预算编制权的美国对裁量性支出适用“花钱找钱”(Pay as you go)原则,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引入了债务准则。日本则以财政投入和收入增长战略摆脱“失去的二十年”。图为(自上而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日本国家债务规模庞大,去年已达国内生产总值(GDP,4.7303万亿美元,IMF标准)的230%,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居首位。财政开支也一直依赖借债,若是家庭早已破产。然而近来日本已摆脱“失去的二十年”,虽然求职者中也包含非正规就业,但经济复苏至事实上的充分就业状态。
秘诀是什么?2012年12月执政的首相安倍晋三强力推行由量化宽松、财政扩张、增长战略这“三支箭”构成的“安倍经济学”。为摆脱商品与服务价格持续下跌的通货紧缩,果断放水、扩大财政,并推进第四次产业革命等产业结构改革与放松监管、下调法人税(37%→29.7%)及上调消费税(5%→8%)。对提高工资的企业增加法人税抵扣优惠,每年还开展官方主导的春季劳资谈判(政府主导的工资斗争)。共同民主党政策委首席副议长洪翼杓评价说:“安倍在外交安保领域因国家主义倾向招致公愤,但为了在2019年前实现每小时最低工资1万韩元、非正规职(占比40%)工资达到正规职的80%、加班上限制、扩大居家办公等实现立法化,正在发挥政治力。”
日本能够果断推行财政扩张等举措,是因为即便发行国债,当地金融机构也会以超低利率买入约95%。人口达1.267亿多,内需基础庞大。国家财政研究所所长郑昌洙表示:“在‘失去的二十年’期间,比起福利,更多是在只有几户人家的岛上修建连陆桥,经济类预算比重很大;国家负债虽能在内部消化,但如果美国持续加息就会产生冲击。”他强调应面向未来进行支出结构调整。
即预算应集中于低出生率与老龄化、缓解两极分化、创造就业、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等未来投资。韩国政府也在此基调下运作明年预算与基金,计划推进△强化新增项目与出资项目管理△全面检查补助项目△以受惠者为中心的融合预算△改善贷款项目管理△扩大征税基础等。但郑所长提出:“与开发时代一样,对企业的支持仍然过度,导致边际企业、僵尸企业得以维持,妨碍生产性结构调整”,“应减少经济领域和贷款领域,提高用于公共部门社会投资的裁量性预算比重”。
专家建议,下届政府为编制福利与就业预算等,财政扩张不可避免,但也应缩减社会间接资本(SOC)预算以及对大企业、边际企业的研发(R&D)支持,防止僵尸企业,改善公营企业治理结构等推进公共部门改革,并实行公平课税,以兼顾财政健全性的平衡。
高丽大学经济学系客座教授赵永哲强调:“国家债务与日本、美国、欧洲相比相当良好,但快速增长是问题”,“应削减四大江工程那样的SOC和经济类预算,增加对低出生率、老龄化等的未来投资”。实际上,2002年为133万亿韩元的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债务(国家债务),国会预算政策处预计今年将比去年增加44.7万亿韩元,达到682.4万亿韩元,超过GDP的40%。包含比重高于海外的公营企业债务在内的国家负债,去年为1433万亿韩元,比上年增加达140万亿韩元。其中公务员年金与军人年金的填补负债比上年增加92万亿韩元,达752万亿韩元。国会预算政策处处长金春淳介绍说:“根据国会预算政策处的《长期财政展望(2016年)》,到2060年国家债务将上升至GDP的152%”,“德国在2009年引入债务准则,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正多角度实施发掘税源、调整社会支出、引入财政准则等措施”。
去年12月发布《2060年长期财政展望》的韩国企划财政部,之所以向国会提交要求政府和国会在提出伴随财政负担的法案时须附上费用推算书与财源筹措方案的“花钱找钱”(Pay as you go)法案,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实际上,较早面临福利支出与老龄化现象、国家债务庞大的欧盟(EU)国家,依据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年度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分别不得超过GDP的3%和60%)追求财政稳定化;国防费支出庞大且议会掌握预算编制权的美国,则对裁量性支出适用“花钱找钱”原则。
但也有不少意见指出,为实现成果在各阶层均衡分配的包容性增长,应维持财政的积极作用,并先行推进支出效率化、强化国会与市民社会的预算监督功能、公平的税制改革等。赵永哲教授解释说:“英国通过财政稳定化法严格管制经常费和消费性支出,但对经济发展或未来生产率提升,即使出现财政赤字也会投资”,“如果像美国那样引入‘花钱找钱’,福利支出会被强力刹车,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能变得困难”。这是担忧景气好时税收充裕、财政支出增加,而景气差时支出反而减少,陷入恶性循环。西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金洪均指出:“教育、国防等政府支出有很多需要结构调整的地方”,“教育部的做法是不断设立项目,不配合就不给钱;仅以BK(Brain Korea)项目而言,按教授而非按学校发放才有效果,但并没有那样做”。国会预算政策处财政政策分析科科长金大哲强调:“应从企划财政部调整各部门预算的自下而上(Bottom up)方式,转为先确定战略项目总量、再由各部门发掘项目的自上而下(Top down)方式”,“还需要强化国会预算审查、将中长期财政运营计划与预算审议衔接等”。
/高光本 高级记者 kb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