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美国波士顿近郊小城尼达姆的富兰克林·W·欧林工学院,是2002年开校的新兴工科大学。全校学生仅300人左右。但其地位不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或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该校的秘诀在于“无学科”运营。5年合同制的教授每5年更换一次课程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名为“工程高级咨询项目(SCOPE)”的独特课程。这门课由5至6人组成团队,解决企业等客户委托的问题。实际上企业还将他们的成果商业化。紧跟快速变化的产业界需求与技术创新的大学理念,就这样直接转化为成果。
韩国也有这样的大学。大邱庆北科学技术院(DGIST)自2014年起设立的本科课程,以单一学部的无学科方式运营。这在韩国是首次尝试。“本科生共同研究项目(UGRP)”也与一般大学的课程不同。这是按主题组成约5人小组开展研究的科目。之所以能进行这样的实验,是因为DGIST是处于高等教育法这一监管框架之外的特殊大学。换言之,一般大学几乎不可能引入此类培养创造性人才的课程。
产业需求与大学教育不匹配的人才错配,是韩国教育的顽疾。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人才错配的原因与结果》报告,韩国的教育与现场错配程度为50%。意味着两人中就有一人找到与专业完全无关的工作。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被称为创造性教育代名词的芬兰仅为22.8%。与该比率处于20%至30%区间的欧洲多数国家相比,韩国压倒性地居首。报告测算该比率的24个国家平均值也仅为39.1%。
教育与实际劳动力市场的差距也很大。据韩国雇佣信息院统计,预计2014年至2024年工程领域的人才缺口将达21.5万人。相反,社会科学(21.7万人)、师范(12万人)、人文(10.1万人)、自然科学(5.6万人)领域的人才则大量过剩。
因此付出的代价也十分巨大。OECD报告推算,以2012年为准,韩国因人才错配产生的不必要成本相当于国内总产值(GDP)的1.02%。考虑到2012年GDP(名义为1377.4567万亿韩元),相当于14.05万亿韩元。OECD 24个国家的平均值为0.47%。简单来说,只要通过教育改革将人才供需失衡降至OECD国家平均水平,就能将增长率提高约0.5个百分点。
问题在于大学结构改革的重点放错了位置。2020年韩国拟入学大学的人数约为47.1万人。但以今年为准,韩国大学的入学招生名额为50.3万人。3年后将进入招生名额超过需求的大学“供给过剩”时代。这也是政府今年3月推出到2023年将大学招生名额削减至40万人水平的结构调整方案的原因。
专家指出,政府的这种结构调整方案只是单纯削减数量的“剔除”方式。首尔大学保健研究生院教授赵英泰表示:“现在的大学结构调整是因为学龄人口减少,就划分等级,等级低的就淘汰出局的结构”,“大学的需求方并非非得是高中毕业生。应将招生双轨化或多元化,让高中毕业生和有社会经验的人都能入学,也应让中年人接受再教育。”
因此有观点指出,要让培养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创造性人才的课程在大学教育中落地,手握招生名额与学费监管之刀的政府必须退后一步。也就是说,应形成大学进行各种实验、需求方加以选择从而自然优胜劣汰的结构调整机制。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委员朴润洙表示:“应放宽招生名额与学费的双重监管,营造依据学生选择而非政府评价来实现结构调整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