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30 | 양철민 기자

[为下一代增长引擎的软基础设施]R&D投资比重世界第一…却出不了诺贝尔奖的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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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研发(R&D)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居世界第一,但至今没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论文发表数量也与研发投资占GDP比重仅为1.22%的西班牙相当。”

世界知名科学期刊《自然》去年6月指出,韩国研发领域呈“高成本、低效率”结构。在缺乏研发支撑就必然在第四次产业革命这一大趋势中长期落后的形势下,这一批评格外刺痛。

从相关指标看,也只能认同《自然》的批评。2015年研发投资占GDP比重为4.23%,为世界最高。研发经费来源中,政府及公共部门为16万2935亿韩元,占24.7%;民间为49万1700亿韩元(74.5%),可见政府与民间投资都很活跃。

然而效果令人怀疑。韩国科学技术评价院(KISTEP)分析认为,与美国相比,韩国的技术水平在智能机器人方面相差4.2年,大数据相差3.7年,智能物联网相差4.2年。与美国的整体技术差距为4.4年,与欧盟和日本分别为3.3年和2.8年。虽领先中国1.4年,但与2012年相比差距缩小了0.5年。

“高成本低效率研发”这一韩国痼疾,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大蓝图、随政权更替而摇摆的政府组织和政策。

研发需要把着眼数十年的基础科学与着眼数年后的应用科学有机衔接。但回顾最近20年的政策,并未做到这一点。

1998年上台的“国民政府”把科学技术处升格为科学技术部,提出确保世界前十的科技竞争力的目标。这一基调延续至“参与政府”。

然而未能维持十年。主张小政府的李明博政府解散科学技术部,将其并入教育科学技术部,并让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承担指挥中枢角色。朴槿惠政府拆分教育科学技术部,把科学划归未来创造科学部,并新设科学技术战略会议,使科学主管部门处于寄居状态。原科技部出身的相关人士指出:“政府研发是在落实政权层面国政议题和确保主管部门预算的微观视角下运作,很难找到宏观视角的战略”,“尤其是负责朴槿惠政府‘创造经济’、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与科学振兴政策的未来部,把主管科学的第一次官交给韩国企划财政部出身者,实际上冷落了基础科学”。

专家提出的解法很简单:研发决策应由研究机构而非政治人物负责。

这就是所谓“霍尔丹原则(Haldane principle)”。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去年对109名大学、企业及研究机构从业者进行的调查显示,阻碍国家研发产业生产率的因素中,前三位依次为:缺乏政府研发相关中长期战略;无视研发特性、以关键词为中心的重复审查;以成果为中心的评价制度。

调查建议下届政府考虑:扩大专家参与项目规划过程;改善以量化成果为中心的评价制度;制定国家层面中长期研发战略并保障研究人员自主性。归根结底是一贯要求“研究人员的领域交给研究人员”这一原则。

发达国家已基于霍尔丹原则重构研发战略框架。德国为提高研究资金和人力运营的自主性,2012年制定了《学术研究自由法》,以预算、人力、研究合作设施研究所的自主运营,以及预算结转、用途变更的透明自主决定为基本原则。日本也把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设定为国家研发的战略方向,在基础科学振兴和支持国家重点推进课题的大框架下运作科学政策。

韩国国内也有不少声音认为,应依照霍尔丹原则设立把科学技术战略本部、国家科学技术审议会、科学技术战略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等整合为一的总管机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在总统直属下重组国家科技政策总管机构,并新设专责部门予以支持,但把预算和评价功能移交其他部门。另一是新设科技总管机构,但不设支持它的专责部门,而将原未来部第一次官负责的工作移交教育部或产业部。

科学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梁承宇表示:“两个方案都是在现有分权型政府研发体系基础上新设国家科技政策总管机构”,“第一方案的课题是强化机构间联动,第二方案则需解决长期视角研究可能被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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